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球拍加一个球，一共是1.10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那么球是多少钱？这个问题显然不需要很复杂的计算，难度就和小学生每天功课要演算的题目差不多。但在几年前，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家谢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让普林斯顿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来解答这个问题时，给了学生们足够的时间算出答案，结果呢，50％普林斯顿的学生和56％密歇根的学生都答错了。他们的答案是：球拍1美元，球0.1美元或10美分；而正确的答案是：球拍1.05美元，球0.05美元或5美分。

几乎每个人第一次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脱口而出10美分的答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答案感觉上就像是正确的。乍一看，1.10美元的总价可以简单地分成1美元和0.1美元，粗算一下，两个量也正好相差1。所以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说，10美分的答案就好像是个“自然”的反映——人们下意识地努力作答，但是要答对还需要更大的努力。而用不同的问法来问这个问题，似乎就没那么难了。如果我说，球拍和球一共1.10美元，球拍是1.05美元，球多少钱？这次你的本能就不会出错了。

对于这个实验，“理性选择”显然无法解释，同样也无法解释过去十年来，心理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所做的上百个实验。如果你想找到合理的解释，那么必须得另辟蹊径。而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两个系统”的观点，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途径。

卡尼曼认为在人类大脑这套装置中有两个系统，其中只有一个系统是理性的。这个理性的系统能够有意识地根据逻辑处理信息，工作起来很慢，一步接着一步，而且只有依靠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全神贯注才能运作。

但是，在这个计算的大脑之下，还有另一个“本能”的大脑，它运作起来快速，自动，很难掌控。我们本能的大脑看到了1.10，于是就把这个数字分成了1和0.1，它一把抓住了重要的细节，很快地给出了答案，做事风格利落迅速，不需要任何“理性”的分析。

卡尼曼，还有其他人开始逐渐把理性的幻觉从经济学中拆离。1970年到1980年的十年中，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合作，研究在许多简单的情况下，思维的本能是如何对信息的接收和使用产生影响的，并了解到聪明人如何渐渐偏离了经济学家的理性理念。他们发现如何“框定”一个问题，或如何呈现一种情况，会对人们的处理方式产生戏剧性的影响。例如，告诉病人手术的成功率有90％，和告诉病人手术有10％的可能会失败，这两种告知方式会使病人做出不同的决定，前者更有可能使病人接受手术。同样的，对相同的金额进行不同的描述，价值也会变得不一样。假设你要买的CD是15美元，店员说再走两分钟到另一家店里，这张CD只卖10美元，你可以节省5美元。很多人都会努力省下这5美元，但是研究表明，如果同样的人要买的是一件125美元的皮夹克时，他们就不介意省不省这5块钱。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两种情况下的5块钱都是一样的，然而本能的大脑却并不同意，它认为一种情况中的5块钱，比另一情况中的5块钱更值钱。

显然这种想法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典型的人就是这样，要是你把实际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生硬地给它们套上一件满是灰尘的数据外套，那么情况就更糟了。如今，对艾滋病病毒HIV的抗体检测准确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某人身上携带HIV病毒，那么从他的化验报告中就能体现出来，检测的准确率是99.9％。如果某人没有HIV病毒，那么化验结果的准确率更高达99.99％。

现在，让我们到美国大街上随便找个人来为其做HIV抗体检测，只要他不是静脉吸毒者，不是男同性恋，或不属于其他患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就行。如果化验的结果呈阳性，那么这个人就真的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吗？准确的几率又是多少呢？问这些问题的人看似好像丢了大脑，问得多余，这个人携带HIV病毒几乎是肯定的了。这么想对吗？错。正确的答案是，化验准确的几率只有50％。

如果你的答案错了，不要沮丧，因为这个问题德国马普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的心理学家歌德·吉戈仁泽（Gerd Gigerenzer）问了好几百人，从学生到数学家，再从数学家到经验丰富的医师，结果却发现，大约95％的大学生和40％的医师都答错了，尽管后者经历过特别的训练，但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仍然出错了。所以，问题就出在我们的思维本能。

其实，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的思维已经被本能的大脑掌控了，使得你没发现，我还没给你足够的信息能让你做出正确的答案。要做出理性的判断，你就要知道一开始我们从大街上“随便”找来的这个人，本来就不太可能是HIV病毒的携带者，因为只要不属于高危人群——男同性恋、静脉吸毒者等，10000个美国人里只有1个人会感染HIV病毒。这就意味着，这个人患有HIV病毒的概率和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而没有HIV病毒的人抗体检测却呈阳性的概率也是万分之一。所以，呈阳性的结果，对错的可能性各占一半。如果这么说你还是不清楚，那么很有可能是因为可能性这个问题迷糊了人的大脑。那么现在，我们用实际的人数来思考这个问题。想象一下，有10000个肯定不属于高危人群的人到医院做HIV的抗体检测，根据我们之前所说的，普通人，也就是非高危人群，带有HIV病毒的概率是万分之一，那么前来做检测的那10000人里，可能就有一个人真的感染了HIV病毒。由于抗体检测的准确率很高，所以几乎所有人的检测结果都是正确的（9 999个人的检测结果呈阴性，1个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但又因为抗体检测不是绝对完美的——10000次检测中会发生1次错误，所以这些人中有某个人的检测结果也会呈阳性（抗体检测呈假阳性的几率，要比呈假阴性的几率大得多）。最后总结下来，10000个人里面，我们大概能发现一个真阳性和一个假阳性，所以阳性结果的准确率只有50％。

总而言之，不是我们失去了理性，而是我们惯常的思维背离了理性。许多经济学家喜欢把这种背离称作为“反常状态”，仿佛它们是对理性观念的背弃，莫明其妙，叫人费解。但是进一步思考，也许我们思维的本能其实一点也不反常，或许在人类历史上还具有非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