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这一理论的问题在于，把人的大脑看成了一台全能电脑——一套任由主人输入工作任务的超强设备。但是，人脑不是全能电脑，虽然和其他东西相比，它的确能更轻松地做好一些事（比如能在50米开外就从背影认出自己的朋友），但是要让它计算223乘以57是多少，恐怕就要费一番周折。

再想想人的心脏，就像一个精致的泵，把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动脉和静脉中，但这个泵不是全能的，如果用它来抽取车里的汽油，就肯定不行。心脏是由进化过程为了某种特定的功能设计而来的，人脑也是这样。

给人脑做个更好的比喻，应该是一台现在正陈列于伦敦科学博物馆内的奇特机器。高约一米八的木质结构支撑起一连串大小不同的钢轮，连接轮子的一根金属轴一直延伸到正下方一面可旋转的鼓上，一支机械笔能在鼓上做下标记。如果你扳动这台机器的手柄，所有的轮子都会旋转起来，鼓也跟着转动，于是机械笔就开始画出曲线，虽然画得不是很整齐，但时高时低的曲线基本上也很有规律。如果你看看机器下方的说明，你会发现，这台设备是由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汤姆逊（William Thomson）在19世纪末发明的，并一直用到了1950年左右。这台机器的功能是预测趋势的发展。大小不同的轮子受到太阳、月亮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变化，而整套机械装置把所有的变化因素组合在一起，计算整个发展趋势。

然而，这台机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功能。它不是一台电脑，因为它无法进行编程。所以说，用它来比喻我们的人脑更好一些。我们人脑就像这台机器一样，是为了特定的目的，专门设计出来的一套设备，用来完成特定的任务。

人类的大脑是经过了几百万年进化的产物，在其构造和功能里包含着演变的历史痕迹。大脑进化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数学问题，不是为了驾驶车辆，不是为了判断风险的金融投资，当然也不是为了一眼望穿复杂的数据森林。

大脑进化，其实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祖先在另一个世界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个世界与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要理解什么是社会原子，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这一事实。在99％的人类历史中，我们的祖先都住在一个小型的游牧群体中，打猎和采集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正如约翰·图比（John Tooby）所说的，“他们整整一辈子都在露营旅行”，并依靠采集植物或猎狩动物维持生命。经过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会逐渐给人类的大脑带来利好的变化，使大脑能帮助我们的祖先解决最紧迫的日常生存问题——打猎、寻伴、抚育后代，辨别谁能信任，谁是危险分子。

你不会期望汤姆逊的机器擅长做飞机航行的计算，因为它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设计出来的。人类的大脑在面对现代世界时，也存在一个类似的问题，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生存环境相比，我们更能适应祖先的生存环境，我们还没来得及适应现在的环境，所以导致出现了一些奇异的状况。我们的祖先害怕蛇是因为他们知道，在浓密的非洲热带雨林中，蛇是一种巨大的危险。

时至今日，像蜘蛛和蛇这样的动物仍然会让很多人感到害怕，却很少有谁会对电插座和开车产生巨大的恐惧，而一般来说，电插座和开车的潜在危险要比蛇和蜘蛛大得多。我们的大脑是为了特殊目的进行信息处理的机器，为我们提供了思维的本能，用以适应祖先的世界，就像图比所说的，“人类本能的思维做起推论来，就像蜘蛛织网一样，轻而易举，毫不费力，浑然天成”。

另外，人类还有一种特别的习惯性行为，即“规避损失”。理性的思维认为，人们有多想得到10美元，就有多不想损失10美元（在衡量同样价值大小的收获和损失时，应该有同等程度的好恶情绪），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举个例子来说，英国的一档电视智力竞赛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中，参赛者要回答一系列的选择题，答对了就能继续答下去，一直到答错为止。每答对一题，参赛者的潜在奖金就翻一倍，但要是答错了损失则更大。几年前，加拿大贝尔法斯特女皇大学（Queen’s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加索尔·拉诺（Gauthier Lanot）及其同事分析了515位参赛者的表现，结果发现，其中只有三个人一路冲关到底，赢得了100万英镑的奖金，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在赢钱的时候退出了，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放手一搏，可惜最后答错被淘汰出局。

研究人员的分析表明，要是参赛者们能更大胆地放手一搏，那么原本会有更多人能赢得那100万，参赛人员赢得奖金的总数也会更大。一般说来，一个理性的人会比一个现实的人赢得更多，因为现实的人特别想规避巨大的损失。而有趣的是，还有研究者在实验室里的灵长类动物身上，也发现了类似于“规避损失”的行为倾向。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劳瑞·桑托斯（Laurie Santos）和经济学家基思·陈（Keith Chen）把僧帽猴作为实验对象，通过操纵实验的细节，为它们设计了两种有关于葡萄的“赌局”，一是潜在收获（肯定能得到一个葡萄，但有一半机会能得到另一个葡萄），二是潜在损失（肯定能得到两个葡萄，但有一半可能会失去其中一个葡萄）。尽管这两种赌局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相较于后者来说，僧帽猴更喜欢前者，因为前者被佯装成了一个会赢的赌局，而对后者的描述则暗示着很可能会输。人类与灵长类动物之间非理性程度的相似性，正暗示了一个进化的深层起源。

所以，当我们讨论人类行为与决策过程时，理性并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也不该感到惊讶。我们有意识的大脑无法看见本能的大脑的行为，控制仅仅是一种错觉而已。

或许德国心理学家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在20世纪80年代做的一项颇受争议的著名实验，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让人沮丧的想法。利贝特和同事用电极来监测，人在采取简单行动和做决策（譬如按按钮）时，大脑皮层的活动情况是怎样的。实验内容为在一段固定的时间间隔内，志愿测试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按动按钮，并让他们在感觉到有按按钮冲动的时刻做下记录。

研究者发现，测试者在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并决定那么做之后，大约花了五分之一秒（200毫秒）的时间实际按下了按钮。而真正让人感到讶异的是，根据电极的记录显示，大脑皮层的活动比按按钮这个动作快了半秒（500毫秒），也就是说，大脑皮层的活动比我们的意识（有冲动想要按按钮）还要快300毫秒。这样看来，实验的结果完全颠覆了我们原来的想法——有意识的大脑先做出决定，接着发布指令，最后身体才做出反应，挪动手臂和手指。而利贝特的实验却暗示了，测试者的大脑皮层先开始运作之后，才有了决定按按钮的意识。至少在这个实验中，有意识的大脑并不是行为的掌控者，满脑子都只是错觉而已。

因此，我们真的应该认真对待卡尼曼的“两个系统”的观念。当我们第一次面临某种新状况时，我们的本能系统发出了即时反应。那一刻，我们成为了现代世界的原始人，变成了僧帽猴，用祖先传承给我们的大脑工具来面对现时的情况。

只有过后，我们的第二个大脑系统才姗姗来迟，此时我们又变成了弗朗西斯·高尔顿，心里没底地亮出了理性大牌。再想想普林斯顿和密歇根大学的那些学生，在试图确定球和球拍的价格时，出于思维的本能，他们迅速有效地一眼发现了模式，眨眼的工夫就知道如何把1.10分解成大小正确的量。有一半的人仅仅经过本能的思考就给出了答案，还有一半的人，用第二个大脑系统成功地控制了本能思维，所以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绝对的理性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而人不是。问题根源在于把人看作了理性的高级计算器，可我们是人类漫长演化史上的一部分，穿着现代的衣服过着原始人的生活，身上背了个笨拙的计算器，本能地来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