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即使小范围开发生物燃料，同样也存在不少问题。不考虑石油价格波动带来的价格风险及经济效益问题，仅就资源效益而言，有时候用农作物制造生物燃料就看起来得不偿失。万物生长靠太阳，生物能源的本源就是太阳能。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吸收的太阳能转化成体内的化学能贮存起来，生物燃料开发利用的正是这种化学能。刨除能量转化过程中的散失与损耗，最终真正可资利用的太阳能少之又少，与其这样辗转迂回地利用太阳能，反倒不如直接太阳能，如同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方式，那样更便捷，收效也会更高一些。我们以大豆造生物柴油为例，考虑到大豆种植与收割过程人力与机械的能耗；化肥与农药制造过程的能耗；大豆装卸与运输过程的能耗，大豆制造生物柴油过程的能耗，最终收获的生物柴油中所蕴含的能量几乎等同于整个过程耗费的能量。有时甚至能量收支还难以相抵，因为这还没有考虑土地资源与水资源、土壤肥力、气候状况、采收条件等多种自然因素，如果由于上述某些原因导致大豆歉收，那么收支不抵就太正常不过了。为了赖以生存的口粮，人类的农业耕作无论多么兢兢业业也不为过。但问题是如果仅为汽车加油，那绝对要画上一个大问号。这样做是否值得？想必明眼人心中早已有谱了。事实上，不仅粮食类生物燃料的开发会遇到上述一系列问题，开发非粮食作物的生物燃料也同样如此，至少土地资源是需要考虑的重要约束条件。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现代社会更是对此推崇备至。那么在能源利用领域，避免“人车争地、人车争食”就是贯彻这一理念的直观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生物燃料就像是装在新能源瓶子里的旧酒，尽管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但真正品起来并不一定香醇可口。

如果说煤变油、豆变油还有一定科学依据的话，那么水变油听起来就比较离奇，细想起来就更是离谱了。但就是这样离谱的事情竟然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被炒得沸沸扬扬，以至于满城风雨。一些国家级的报纸也连篇累牍地予以了正面报道，甚至称其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加之一些记者身临其境，煞有其事的现场描述，许多读者面对这些消息往往不明就里，不由得不信服，甚至振奋不已；一些投资商更是心血来潮，纷纷改弦易辙，上马水变油这一“朝阳项目”。当然，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水变油事件后来“荣列”中国“十大伪科学事件”之首。许多介入水变油项目的资金这回真真正正是打了水漂，只不过泛起的不是水花，而是几星油花而已。对于那些现场进行采访报道的记者而言，如果说他们主观上没有参与整个事件的动机，还不能称为元凶的话，那么他们客观上已然成为了这一伪科学事件的“托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帮凶作用。这一方面说明了这些记者在新闻报道上求新、求功心切，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新闻从业者科学素养的不足。回过头来看，水变油事件一开始就展现了参与各方的知情与蒙昧、冲动与无知，而恰恰是他们合伙上演了这场不折不扣的闹剧。

其实，稍微了解能源替代的规律，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挑出水变油过程的破绽，这对判断整个事件的真伪十分有效。即使受认知能力所限，只能暂时判别个大概端倪，但也至少不会对水变油项目深信不疑了。

我们知道，油主要是以碳氢元素为主的混合物，是含有高能量的合能体能源。所谓合能体能源，简而言之就是自身可储能的能源。薪柴、煤炭、天然气、氢气都是含化学能的合能体能源。而水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它是氢氧元素化学能平衡的产物，也即水中不含额外的能量，简单理解为非合能体。试想，如果将不含能量的水变成高能量的油，那么需要补充多少能量才可以成行呢？代价一定是不菲的，绝不是那些现场记者所目睹的那样，仅向水里添加少量化学试剂那么简单了事。况且，能源替代规律已经清楚地表明，替代能源的含碳量是逐步减少的，人类社会的能源利用史是脱碳的历史。水中不含碳元素，而油里富含碳元素。将不含碳的水变成富含碳的油，这种变化过程事实上是逆能源利用的历史潮流而动。即使一时得逞，但最终注定也要失败。

再者，水也不可能变成油。因为水中不含有碳元素，无论如何进行多复杂的化学反应，也不可能变出含有碳元素的油来。如果这种变化过程能成功，那意味着对拉瓦锡、门捷列夫等一批大科学家几百年来创立的化学科学体系的彻底颠覆，而我们现有的化学理论体系也要推倒重来。这显然不可能，可能的反倒是用水来制氢气，低成本的水变氢工艺一直为科学家们所孜孜以求，是最能体现创新价值和科技含量的研究领域。道理很简单，既然氢氧燃烧结合成水的过程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那么想人为地将其拆开，不费一番代价是不可能的。

水变氢，高科技；水变油，伪科学，真理与谬误的距离有时就一字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