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两年的拍摄时间里，吴印咸深入生活、深入敌后、深入战场，他再也不愿做以前上海滩上的一个青年艺术家了，他要做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艺术家！于是，他决定留在延安。虽然在延安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津贴（此前他的每月薪金是150元），但他觉得自己活得有激情，有价值，有意义。

在吴印咸拍摄的许多战地照片中，有一位外国人，他就是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白求恩大夫。

1939年的春天，吴印咸一行人来到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他们。在介绍八路军将士的抗战事迹时，聂荣臻特别介绍了白求恩大夫的事迹，建议吴印咸一行把白求恩大夫在革命根据地为抗日军民服务的模范事迹也列入拍摄计划。

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部小镇格雷文赫斯特，祖父是多伦多市的著名外科医生。受家庭的影响，白求恩也选择从医作为自己的职业。20世纪30年代，白求恩已跻身于北美最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的行列。渐渐地，他发觉仅仅依靠胸外科疗法并不能治愈病人—那些贫穷的病人。1935年，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吴印咸一行来到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时，白求恩到解放区工作已将近一年。

为了拍摄白求恩的活动，吴印咸一行住在了医疗队隔壁的院里，并且跟随白求恩从晋西转战到晋中。巧的是白求恩也对摄影有着浓厚的兴趣。工作之余，白求恩经常拿着他那架“雷丁那”照相机来向吴印咸请教摄影技巧上的问题。很快，吴印咸和白求恩就熟悉起来了。

吴印咸眼中的白求恩是个随和的人。他爱穿八路军自纺自织的粗布灰军装，爱穿地道的中国草鞋，爱用中国农村古老的土烟斗抽烟，还经常动手自制一些小物件，以改善当时的医疗设施。

一天，吴印咸来到医疗队居住的院子里，看到白求恩正与几位木匠在紧张地做着一个外形奇特的器具，吴印咸非常好奇，仔细看看那件东西的形状，似乎有点眼熟，好像农民们经常用的“粪驮子”！

过了好久，白求恩才直起腰，左右端详着自己刚刚完成的“作品”，并向吴印咸讲述了做这件东西的目的：

原来，由于八路军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行军主要靠两条腿，运送物资主要靠骡子和驴子，医疗队用的器械和药品用人力和驴骡运输都不太方便，为此常常影响救治伤员。后来，白求恩看见农民的毛驴背上架有一副粪驮子，立刻联想到将驮子应用到战地医疗上，于是，他向老乡借来一副粪驮子反复研究，并虚心向老乡请教，很快设计出了药驮子，并在木工师傅的帮助下，亲自动手将它制作出来了。

这时，旁边围观的人提议白求恩给药驮子起个名字，并建议就叫“白求恩药驮子”，白求恩摇摇头，说：“不，我想叫它‘卢沟桥’。”

卢沟桥，中国人民打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第一枪的地方，白求恩给药驮子起这个名字是多么意味深长啊！

“卢沟桥”造好后，用两头牲口驮上两副“桥”，就可解决战地手术的需求，两个驮架子放上一块门板或一副担架，就成了很好的战地手术台，既轻便又灵活。很快，根据地的医疗队都开始制作“卢沟桥”，医疗队的抢救效率也因此大大提高。

1939年11月，白求恩到军区的20所医院巡视，遭遇了日军大规模的冬季“扫荡”。白求恩带领医疗队奔赴黄土岭前线。吴印咸也随医疗队冒着战火赶了35公里的山路，来到黄土岭战斗前线。

根据白求恩大夫“救护工作务必靠近火线”的原则，“手术室”被安置在离火线仅公里左右的河北保定涞源县的孙家庄。白求恩和战地医疗队在孙家庄一间小庙里搭起了手术台。这间小庙既无邻屋又无掩体遮掩，孤零零地坐落在路旁，庙里的佛像早已荡然无存，炮弹时常会打到庙门前，但是手术却一刻也没有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