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立即向南阳行署报告并迅速采取解救行动，但鞭长莫及，心有余而力不足。一 “内安”难安

1969年4月，为提高丹江口水库防洪能力和增加发电能力，国家决定提高丹江口水库蓄水位。湖北、河南、长办两省三方在郑州召开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同意将水位由现在的145米提高到155米，并将此计划报请水电部转国务院。提高10米蓄水水位，意味着又要淹掉大面积的土地，又要增加近10万的移民。经过近两年的周折，1972年国务院批准新的蓄水方案。并指示新增的10万移民由两省各自安置。根据淹没计划，水位涨至157米，全库区需迁移人口95636人，其中湖北49825人，河南45812人。最后河南实迁56188人。

此时的中国，正被“文革”闹得天翻地覆，各种正常的工作程序早已被打乱，下面的上报文件没能按照正常程序推进，但丹江口水库工程仍在艰难推进，库水上涨，移民工作无法拖延。早在国务院批准之前，1969年4月21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便已向丹江口工程局发文：

丹江口水库第四批移民计划分两年基本迁完。1969年春迁移152米以下人口2.5万，1970年迁移157米以下人口3万，1971年扫尾。

1969年春，湖北、河南两省分管副省长在武汉召开了移民联席会议，总结了前几批移民工作的经验教训。外迁移民在安置地的状况以及大量返迁的现实使得水源地周边县市对移民外迁产生严重的忧虑。这一次，两省官员达成共识：“移民远迁不如近迁，近迁不如后靠自安。”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明确了移民不再外迁而是各省自行“内安”。河南首先行动，为了增加后靠自安的容量，河南省将邓县下辖的九重、后坡两个相对人少地多公社划归淅川县建制。

1970年初，新成立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重新出现了原省长张体学的名字。张体学复出后，立刻来到丹江口水库视察。站在大坝上，望着远处曾经郁郁葱葱而今一片光秃的群山，张体学陷入沉思。随行的水利部门汇报，由于过度砍伐，整个水源地周围水土流失严重，迫切需要在库区周边的山场进行大规模的绿化。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张体学认为移民不外迁，可以让他们绿化山场，还可以在水库从事养殖业，他再次提出：“移民不外迁，就地安置搞建设。”鉴于当时移民工作已经军管的现实，回到武汉后，张体学立即与自己的老朋友、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商议，由武汉军区主持，在武汉召开湖北、河南两省移民工作座谈会，会上对移民“内安”工作提出了“迁、安、建，以建促安”的指导方针，内安遂成为丹江口水库工程移民的安置方向。会议明确内安移民人均经费350元，移民房屋要“原拆原建”，充分利用旧料，对建房安置的经费要尽量压缩，调剂出来的经费用于库区建设。

内安移民的着眼点在于“以建促安”，这是丹江口库区移民工作的转折点，由纯粹搬迁移民向建设开发性移民过渡，尽管相关配套工作极为不完善不到位，但毕竟迈开了一步。

这次的移民人头经费虽然略高于前几次搬迁经费，但很明显，移民安置仍未做到周恩来提出的“妥善安置”。重工程、轻移民的幽灵仍旧盘桓在决策者的头脑中。这是时代使然，非不能也，不为也。

就在河南、湖北紧锣密鼓准备内安移民时，丹江库水也在悄然上涨，还没等移民安置规划落实到位，丹江库水已经迫不及待地从145米涨到了147米，而且还不见停，眼看到库水步步紧逼，水库边的群众着慌了，当年水撵人的景象又浮现在眼前。淅川县147~152米高程内的居民2个公社，23个大队，96个生产队共10679人仓促撤离家园，迁往邓县。丹江岸边再现移民潮。仓促移到邓县的移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房。从决定搬迁到动身不足一年的时间，数万人住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