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的是，两座墓的发现时间同是在1978年，同是在春秋时楚国的疆域，随州擂鼓墩和淅川下寺一南一北，一前一后相继出土两套中国当时最大的编钟，这真是极富戏剧性的故事。

经过测试，这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律和谐，音频准确，体现了2500年前楚国音乐文化的高超水准。与编钟同时出土的还有一组共13件石磬。石磬挂架朽塌，石磬散落在编钟之间。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随着墓底淤泥的逐步清除，一只鼎的耳朵显露出来，慢慢地，鼎身、鼎足，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这一场面足以让在场的人窒息，十几只鼎排列有序地躺在墓室中。对于考古人员来说，发掘到有价值的文物是极为稀少的，有的人终生考古也难遇到一次，有的遇到一个就是三生有幸，像这种一个墓里发现铜禁、编钟、鼎等这么多国宝级文物，全国也难找出几个，它们足以奠定淅川下寺墓在中国考古历史上显赫的地位。

这些鼎分三排由东向西排列在墓室东端，第一排5个，全部为升鼎，第二排6个鼎中，有2个升鼎，其余为圆鼎，第三排的3个全部为圆鼎。另有鼎盖、鼎耳、鼎足以及鼎身碎片散落在周围。经过现场的简单清理，可以看到，鼎身上布满铭文。李玉山感叹道：“郭老（郭沫若）研究了一辈子金文，可能也没有一次性地看到如此多的金文。”

鼎为国之重器，楚庄王曾向周天子的使臣王孙满“问鼎”，表现其称霸天下的雄心。鼎最初的作用是煮食。但商周时期的青铜鼎分化出了专以烹煮牲肉的镬鼎和专以盛装熟肉并调味的升鼎。周礼又将这种分工明载祀典而加以规范。在这种制度中，升鼎成为祭祀的中心而称为正鼎，保存了原始功能的镬鼎却成为陪鼎。礼制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一鼎或三鼎。墓里出现鼎而且是符合礼制规定的7鼎，再加上26件的编钟和编磬，这些珍贵的文物确凿地说明，此墓为王侯级。那么墓里的这位王侯会是谁呢？按照规定，墓室发掘清理结束后，再转入室内研究，由考古专家根据青铜器的铭文内容来确定墓主人身份。张西显、李玉山等人压住内心的喜悦，一边继续清理，一边火速报告河南省博物院，请他们速派专家赶来淅川主持鉴定。

墓室的西南角发现了大量的车马遗骸，经清理，共有6车19马以及大量的兵器、大片的金箔（共重749克）、石器、玉器、骨器、料器、贝壳等共6098件。这座墓葬是迄今为止在淅川丹江流域发掘的等级最高、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

二号墓的发掘成果令所有的人欣喜不已，为抢救更多文物，考古队员们决定，立刻对三号墓进行抢救发掘。三号墓位于二号墓北侧18米，形制要明显小于二号墓，属于中型楚墓，出土了青铜器、玉器等随葬品1100件。

李玉山回忆道：

当时的发掘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一个小小的县级文管所，一无资金二无器材，工作起来十分困难。按照规定，所有发掘现场都要照相。当时我们只有两部老式的海鸥120反光式相机，墓室面积过大，这种120相机镜头不能伸缩，根本就拍不下来。最后，我们到乡政府借来了几根解体的帆船上拆下来的13米高的桅杆，支在墓室上方，然后人爬上去从上往下拍。即使这样，照片质量仍然难以令人满意。向省里报告就更困难了，如此重大的发现，需要尽快向省里文物部门汇报。但当时只有10公里外的仓房公社有那种手摇的老式电话机，靠人工转接，仓房公社转到淅川，淅川转到南阳，南阳转到郑州，郑州再转到考古所，通过几次转接后，通话质量非常差，话机里嗡嗡响，对方说话的声音像蚊子哼，根本听不清。有时电话打过去，对方没人接，要等半天再打，有时要找的人不在，发掘现场人手本来就紧，打一次电话要来回跋涉20多公里，大半天就过去了。这么重要的发掘，省里的专家没能来到现场指导，我们的压力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