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认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就是独立和超越：“做事从个人利益考虑，作为普通人是可以的，但作为学者却不能这样。比如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不能只想自己的村子怎么致富，不能说你在北大，就只想着怎么让北大致富。学者要看得更远，超越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媚俗和媚上都不是严肃学者的态度。”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互为弥补。

这其实也正是我们个人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的核心追求。

作为一个较早回来的“海归”，我个人认为中、西方的教育之所以区别很大，不在于体制、文化，不在于人口众多等国情，更不在于个体的素质、天赋的差距，关键在于教育体制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心态，并不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时代变化，进而才有不合适的教育体制，最后导致了一个全方位的恶性循环。

心态开放者面对学生，会用疏导、引导、辅导的方式来使学生成才，因为这是个个性成长、多元成功的社会；心态保守者，则会使用堵、封、灌输的教育方法，这正是计划体制教育的表现。

心态保守者会喜欢建围墙，设“禁区”，使学生孤立在社会之外。因为担心学生遭遇“黄毒”，干脆没有性教育；怕教师和学生价值观出现问题，干脆行政支配专业和教学；怕学生不“长进”，干脆用一元化价值观灌输，甚至要求他们循规蹈矩，上课“认真听讲”，埋头笔记，下课“刻苦钻研”、“消化吸收”，不需要独立思考……

开放就要解放教育围墙中的自己

哈佛大学医学硕士、曾创立e龙公司并任首席执行官、现为爱康国宾集团董事长的张黎刚曾回忆：“我已经离开学校10年了，但是每次做噩梦都是在做考试题。我在哈佛的三年学习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天上课时，老师说，从今天开始，就不要为了成绩而上课了，因为到时只有10%的人拿A，10%的人拿C，其他人全部是B，哈佛从没有说过，这样就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在我爸爸妈妈看来，我是中国教育制度成功的模范。我爸爸是小学校长，我妈妈是幼儿园的园长，他们以我为榜样来教育小朋友应该如何学习。但是为了不打击我爸爸妈妈的自尊心，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我认为自己是中国教育制度失败的典型模范。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一直不明白我读的那些课程的意义，数理化每门成绩都很好，但是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任何兴趣爱好，对于地理人文也知之甚少，经常成语只能讲出一半。当初创立e龙网时，需要经常面对记者，但我的普通话太差、文法太差，所以还专门从北大请了一个获得演讲比赛冠军的学生给我上了一个学期的课。”

作为一个过来人，现在张黎刚对自己的女儿有三个期望：第一是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第二是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第三是成为一个卓越的人。

传统的教育方法正如我们驯养飞鸟成为笼中“玩物”的方法。十几年寒窗被“锁”，等到大学毕业再放向蓝天，这时大多数人内心已经有了一个“鸟笼子”。正如著名画家陈丹青所说：这种教育培养了大批“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的纸上谈兵分子、温室里的花朵以及书呆子。

每个人一生下来，都会被套上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笼子。从文化传统、时代氛围再到家庭背景，随后各种教育又会对我们进行洗脑，各种规则、文明、礼仪、道德则将我们进行驯化，久而久之，我们会形成固有的思维和学习规则。最终，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时代、环境、文化的奴仆，成为命运的奴隶。

所以，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感慨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很多人思考的逻辑都是自己设定的，上帝嘲笑的正是人们画地为牢的无知。

思维的围墙：凡事可不可以一分为三？

西方的教育很开放，鼓励学生大胆思索，不迷信任何权威、条条本本、真理主义。你不需要引经据典来说服别人，因为大脑是解放的，思想是自由的，重要的是表达你自己的观点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