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改变命运

前不久有记者在报上总结了四个王志纲，可能你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五个王志纲。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的，学的是经济学。到现在，弹指一挥18年，经历了几次职业转换。2000年5月，王志纲在海峡首届网络项目招商会上接受记者采访。五个王志纲第一个王志纲是学者，在广东省社科院做了三年经济学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奠定了一个比较厚实的理论研究基础，其中有些论文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但中国传统的理论研究单位多是脱离实际的、坐而论道式的研究方式，使我常常感到这地方不宜久留。

但这种地方有个好处，能锻炼人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分析、把握社会问题的能力。三年后，我准备放弃学者身份，有很多朋友拉我去深圳经商，我也曾考虑出国，为此我参加了出国培训班，有出去的机会。但经过筛选后，我确定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生活方式。要想有点作为，必须解读中国，读透中国这本大书，我才有可能参与市场经济的博弈。

最后我选择了新华社记者这个职业，这是第二个王志纲。在新华社10年(1984~1994年)，我几乎跑遍了中国，采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首脑以及基层的三教九流，目睹了从蝌蚪到青蛙的企业发展历程，经历了经济的潮起潮落，领悟了千般人生，所以对现在的中国有点发言权。到1994年，当我完成了第三部著作即《中国走势采访录》之后，我觉得应离开新闻界了。新闻记者虽是个很好的职业，但它只是过渡性职业，如果以新闻记者为终身职业，也许是个悲剧。因为，我判断中国新闻记者“铁马金戈”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未来几年将不会有大的作为。1984~1994年，我经历了中国风云变幻的时期，包括小平同志的第一、第二次南方讲话，我认为自此之后会是很平淡的一个时期。如果记者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只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不是一种事业，那么我觉得够了。加之感到体制的约束已经限制了我的发展，最后干脆选择“下海”。我一介书生，在商海中能干什么?有什么资源?

用什么和市场进行交换?那时IT行业可没这么兴旺，没有网络经济，更谈不上网站。那时的老板多半文化不高也看不起文化人。在他们心目中，知识分子不就是写字的嘛。干什么呢?当时在广东省学工科的可以做“星期六工程师”，就是星期六到企业去解决技术问题，老板把你的脑袋掏空后，给你几百元津贴，你就高兴得不得了。但我下海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我必须改变这种现实，我必须自己创造市场。由此，我给自己的定位有三项：第一是独立制片人。那一段时间我曾主持拍摄了几部大型专题片——《大潮涌珠江》、《北方的躁动》、《南方的河》、《跨世纪的冲刺》和《老板你好嘢》，而且经济和社会效益都不错，我可以通过制片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