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典型是北京。北京是个出侃爷的地方，俗话说北京人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北京有很优秀的文化。我曾经开了个玩笑，北京遍地是黄金，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只要愿意去开拓，就很容易有收获。因为北京是个侃爷的世界，谁只要动点心思，把唾沫星子收集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产业。

比如说侯宝林把唾沫星子收集起来，就可以成为相声大师，将相声打向中国；王朔把唾沫星子收集起来变成铅字，就成了著名的小说家，后来就有了《过把瘾》、《编辑部的故事》等，让中国人跟着乐乐呵呵地走两三个月，剧组也收了不少钱。

这就是说，每个文化底子厚的地方，只要稍微动点手，花点心思去开掘，它就可以做出很大的“烧饼”来。让我们回到南京。南京作为历史古都也免不了有优越感，同时又有沉重感。

我敢说，我们这些人从小接触到的文化就是要走出去，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去闯荡。而在南京，人们会教育孩子不要出去，这地方多好啊，出去闹腾什么啊。在此情况下，人们会形成一种比较平稳的生活方式。至于说用什么思想来激发它，我想最大的力量是市场经济的力量。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当人们到那个时候觉得非变不可了，我想那时不是想变和不想变的问题，而是非变不可。但非变不可，不等于要抛弃历史的宝藏。

如日本已经发达了，但奈良、神户照样保留自己着古色古香的气息。在保留的同时，才出现我在策划学上所说的唯一性、排他性、权威性。但它必须是用新瓶装旧酒，观点新的东西要存在，旧的东西也不能一概抹掉。怎么在这个基础上找个新的嫁接点，的确是南京人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

问：我们从安徽淮北千里迢迢地赶来听报告，乾隆酒厂生产乾隆牌系列白酒，乾隆作为酒行业的品牌其市场营销、广告宣传如何定位？答：这几位先生的确是厚爱了，不辞千里迢迢跑来，但因为问题很专业，如果我在这信口胡说千万别相信，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关于酒，我说一些看法。伴随去年中央电视台的“标王争夺战”，酒业大出风头，热得过度，宣告了白酒行业下一阶段将要走下坡路。

第一，国家和中央政府已经对酒广告进行限制，出台了很多措施；第二，伴随酒的过量供应，可能市场会出现一种反弹，这一反弹，市场就不好，但这不等于酒这个产业就没有市场了。要如何做，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必须对企业有相当的了解，这要等以后有时间再进一步探讨。问：在市场经济初期崛起的私营商业企业，如何尽快走向规范化管理？

答：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在南方私营企业不仅是规范化管理的问题，而且是私营企业如何做大以及如何形成自己强烈的凝聚力、扩张力，如何上台阶的问题，也是摆在私营企业面前很具挑战性的问题。前天晚上，广东有个亿万身家的老板找我，她给我讲她企业的痛苦，企业下面有十几个公司，有很多有能力的总经理开始“逼宫”和要价，比如你让他干什么项目他就开始要价，叫他干一个房地产项目他就要坐奔驰才行。

她说，如果他做出效益了，给他奔驰也没问题，问题是还没做出来就要奔驰了，不给奔驰就不做，怎么办？我说，这就是私营企业遇到的最尖锐的问题。由于经济发展得太快，战线拉得太长，靠家族式的管理已经不可能了。维持这个企业往前走，那么就要用外人，用外人常常是战斗力不够。

有时候突然打一仗，二班长，你顶三营长，班长一夜之间升为营长，有的人本来不具备营长的能力，一个班长就当了营长，但产生了营长的心态，要坐奔驰。因此产生了四面危机，不让他上战场，防御战线就会断裂，不能打好这场战争。因此，在此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最头痛的问题，不单是规范化管理的问题，而是人才的管理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在南方的私人企业里，贪污现象越来越严重。原来我记得，在广东早期，可以贪污国家的，就是吃回扣，但绝对不能贪污私人的，因为私人的是人家个人的。

现在颠倒过来了，由于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酱缸文化”、“勾兑文化”、“回扣文化”，在广东特别是深圳，有个口号是：“有钱大家赚”。怎么赚呢？那就是大家吃老板，老板是防不胜防。不放权吧，做不好事；放权吧，有时给他一碗饭，他把你的盘子都端走了，这是摆在私营企业家面前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包括碧桂园的老板累得要死，原来是一个月病一场，现在是一个星期病一场，病得实在受不了，爬起来打电话给我：“王老师啊，你看碧桂园这么大的家业，实在是撑不动啊，下一步你看怎么办，能不能帮帮我。

”我说得很不客气，我帮你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制。从家族化的狭小圈子走出来，广纳天下人才，形成人才群体，搞股份制改造。

在南方还出现了很有典型意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