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廖沙的小舅子被扒了个精光，我俯下身细细检查，看完了正面，又把人翻过来看背后，不但皮肤表面，连腋窝、腚沟、肚脐眼之类的都要扒开瞅瞅，可除了一层厚厚的陈年老灰，没发现什么异常。这让我我脑门不禁冒起了汗，心说难道是之前想错了。

四周干活的工人都好奇地围了过来，阿廖沙呵斥他们了几句，不过没什么用。武建超看我好像找到门儿了，问这是在干吗。人一多我心更虚了，闷着头说别着急，待会儿一起说。

说着又拨开了病人的头发，我定睛一瞧，就在脖子后发际线位置的皮肤上，有一块小小的红斑，看起来像被蚊子叮过肿起来的小包，不过中间有个突出的黑点，一摸之下还有些扎手。

我心说就是这个了，长叹口气，站起身来说道：“病根儿找到了，可能是森林脑炎，得马上把人送出去治病，不然有生命危险。”

阿廖沙一时没听清，问道：“什，什么炎？”

我又大声急道：“森林脑炎，也叫春夏脑炎，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你们谁去找辆拖拉机？必须赶紧把人送走，这病拖不得。”

可没想到，周围的人一听到“急性传染病”几个字，都呼啦一下退出去好远，包括武建超和阿廖沙，一个个满脸惊恐地望着我，好像在看瘟神。

我心里骂这都什么人啊，真是没义气，可嘴上还是解释道：“别怕别怕，被虫子咬了才传染，现在没事。”

可还是没人敢靠近，我没办法，心知必须打消他们的恐惧才能救人，冲过去把武建超和阿廖沙硬抓了过来，指着病人脖子上的红斑说：“就是这儿，被一种叫蜱的虫子咬了，这才得了病。蜱知道么？”

说着又把那张狐狸皮拿来，扒开毛指着一只灰白色的死虫子，说就是这东西。那蜱虽然已经死了，可头还在狐狸皮里扎着，肚子鼓得很大，像是吸足了血，足有半粒黄豆大小。武建超插话说：“这不是狗豆子么？狗身上就长啊。我以前也被咬过，怎么没事？”

“狗豆子”是老百姓对蜱的一种俗称，东北的一些地方也叫草爬子。我冷笑一声说：“被咬了，没事是没事，一有事就是大事。”

如果我猜得不错，阿廖沙的小舅子很可能在剥狐狸的时候，让蜱爬到了身上。而那红斑里的黑点，估计是病人发现被咬时，把虫子硬扯下来，结果虫子的头断在了肉里了。

刚说到这儿，躺着的病人忽然大叫了一声，接着两手两脚猛地绷直，浑身像触电似的开始抽筋，一抖一抖的频率很快。人群再次哗然，呼啦一下退得更远了。

阿廖沙跟着紧张起来，问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扒开病人的眼皮，发现他两颗眼珠正在快速颤动，又叹了口气说道：“脑炎脑炎，这是脑刺激反应，神经系统已经出问题了，抽筋抽久了，弄不好会窒息。”

阿廖沙是真的急了，毕竟得病的是他妹夫，不是一般的工人，慌慌张张的叫人找车，又问我还有没有救。

我说我只是个学兽医的，也拿不太准。不过交代他到医院了跟大夫明说是被蜱咬了，让他们对症治，这一点应该错不了。阿勒泰林区很多，附近医院肯定有这方面的经验。

不过话说回来，人病到这个地步，能不能救活都不一定，就算治好了，估计也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当然，这半句我没敢讲出来。

森林脑炎算是林业工人的一种职业病，病毒寄生在动物身上，通过蜱叮咬传播，大多是隐性感染，发病率并不高，顶多有万分之一。但只要发病，就厉害得要命，而且潜伏期长，初期症状很像感冒，容易被耽误。

而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就总结出一个道理，概率这种纯数字统计的东西，对于个人的命运是没有意义的。就像阿廖沙的妹夫，万里挑一的低概率让他赶上了，对自己来说就等于百分之百，只能自认倒霉。

事情到这儿就基本算完了，阿廖沙陪着病人出山，我和武建超找了个地方挖了个坑把那狐狸皮烧了，火着起来的时候，那些死蜱还会噼啪爆响，听着像放小炮。

看着渐渐熄灭的火苗，我的心情有些沉重，觉得虽然看出了那是森林脑炎，但是山上条件有限，我还是什么都做不了。武建超却拍拍我肩膀说：“别在意，已经很神了！要是没你，那人现在还在地窝子里傻躺着呢。”

我笑笑，不过有点勉强，其实心里还有个疑惑一直没讲出来。课本上说森林脑炎向来是在五六月份，多发于森林密集深处。我们这儿的几棵树根本算不上森林，而且如今这个时间也偏早，可以说既是错误的时间又是错误的地点，让人怎么都觉得有些不对劲。

我们俩边聊边往回走，为了让我开心点儿，武建超还讲了几个他当兵时的笑话。这些天的接触，已经基本颠覆了我最初对“劳改犯”的认识，觉得他这个人虽然有点粗，不过挺热心，经历丰富而且爱讲话，有点儿意思。

不知不觉就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小岛，可远远的我就发现周围的气氛有些异样，大白天的，河边竟然没人在干活，而且地窝子的外边，正站着一个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