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时间

   2000年10月3日

主题

    专家和学者

关键词

专家 学者 知识分子 判断

内容提要

    1.专家和学者的区别

2.知识分子：西方的概念，中国的求道者（区别于“士”）

3.科学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

收信人

    王岩

王岩：

你好。这次你问道去日本学习半年，孤独的日子如何打发，上一次我已经对你说了，带一本中文的川端康成，借助他的描述慢慢进入日本文化。了解了那个文化，也就了解了那一方人，同时，我也希望你努力学好日语。有了这两点，就足以打发半年独处的日子。但是，独处的日子有时也是值得珍惜的，清冷和孤独常常是锤洗良知的寒砧，这次的学习对你来说也许恰恰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临行前，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己在本科阶段已经学了四年的广告学，现在还要再读三年研究生去学这个专业，你对自己的学业感到彷徨，不知如何去面对。也许这个困惑比这半年的学习更让你感到难以琢磨。我想，你的问题涉及到现代学术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专家和学者的区别。

专家是专业训练的结果，他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非同寻常的专长，从而能够处理和解决现实生活和专门学科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这是现代生活中的主导趋向。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科学）正是把各种各样的人，甚至是普通人都推向了专门之路。这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文明分工的趋势。所以，应该说一个人在大学本科阶段受到科学训练，并在研究生阶段巩固和扩展这种训练，正是许多人渴望得到的机会，以获得人生的保障。

专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保障，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是一种障碍。一方面，它保护了你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今后你的专业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它阻碍和障滞了个人作为人来说他的本性和兴趣的全面恢复。比如说，假如这次你没能去日本，以后你又有多少时间和兴致去沿着川端康成描绘过的小路走向伊豆的温泉呢？也就是说，专家的训练已经使每个人失去了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生活的机会。所以，我们对这一点总是觉得惶恐，甚至对它有一种由衷的疑虑。这时我们发现，对于一个向学者来说，有一种不同于专家的追求——学者。学者首先是专家，但又不仅仅是专家。这正是我们要求自己努力做到的。

很多人以为，学者只是某种人的职称。这只是一种世俗的用法。事实上，我们用的“学者”相当于西方人用的“intellectual”(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引入到中文中以后，被许多人执持为一种人生态度。他们不仅将知识分子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且作为人类的良心。他们要求知识分子保持独立的精神，对人间的不平作出公正的批评，维护法律、道德之外的社会正义。然而，这种想法在中国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其迷惑人的地方在于：（一）来源于中古法语intellectual，本义是古拉丁语的intellectus, inter (间于) +legere（选取，进一步源自希腊语），是具有辨识能力、智慧的意思，intellectuals是被理性告知的人，它在基督教传统中指领受过某种外在真理的人。也就是说，他认知了一个“道”，是闻道者，所以他能以此为标准来评判社会与人生。但是我们不认为自己应该做知识分子，而认为自己应该做学者。这秉承于另一种传统，也就是孔子说的：“好学而已”。好学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自己学到什么，而是要求自己不断地去研究、去怀疑、去反省。这是一种内在的趋向和精神的本能。即使面对一个流行的道理或者一项通俗的规则，也要不断地发问，探讨它们背后的意蕴。拥有这种精神的人，我们才称之为学者，这样的人当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二）在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反省中，一直存在一种妄自菲薄的现象，就是把知识分子定位在“士大夫”或者说“士”这个阶层。“士”是指读了儒家规定经典，通过了国家考试，从而干预政治、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种人。这种人在其悲天悯人的伟大胸怀之下隐藏着与之俱来的缺陷，即他们必须仰仗社会制度的变迁和政治体制的变化来为统治者谋划。他们或者站在“贮才”预备队里，关注着世事变化，等待统治者的召唤；或者置身于朝廷，殚精竭虑，给皇帝提供自己的智慧与忠心。到了今天，有些大学教授和学生受到西方民主精神和独立思考的鼓励，观察着现行社会制度的弊病，不间断地提出自己尖锐的批评。他们以为自己是闻道者，是知识分子。我们一方面对于他们的义愤表示尊敬，另一方面不禁感到遗憾。他们在内心里还是“士”。左右着他们的还是旧传统留下的那一种习性：不在庙堂之上，就在江湖之野，忧国忧民，为了统治的需要，为了在人间设计、调节、操持而奉献自己。

于是，在你心里也许不禁会生出一层悲伤和怀疑：中国历史上难道就没有其他的类型，而只有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士”吗？假如不幸而真是这样，那么中国的文人就好象是只为政府效劳的犬马。他们要不成为良犬，受着主人的豢养去看家护舍；要不成为独立的英犬，不仅敢于吠贼，而且敢于吠日。他们始终摆脱不了依赖性和服务型，这已成为他们内心的唯一倾向。这也就难怪许多外国人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也采取了这个偏颇的切入角度。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有一股潜藏的流一直被人忽视了。他们是求道者。为了探索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他们或进入道山，或隐入寺庙，或结庐于山林，或沉湎于文字训诂（如郑玄），用自己艰苦的思考和深刻的智慧寻找通往真理的道路。他们为了真理，为了克制自己肉身涌动的欲望和人间荣辱的激奋，为了杜绝在向道的途中情（感情、亲情和人情）、义（局部意义、正义和道义）的干扰，不惜出家离群，坐关行乞，竭尽心力，才得以亲近真理。正是由于他们拓开了他们的那个年代通往真理的道路，才使中国文明有了基石，而士大夫们也才有了判断、忧乐的根据。求道者的这种无情无义和士大夫的忧国忧民二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中国学者完整的品质。

只有看到了这一点，才能谈专家与学者的区别。我们所谓的学者是指经过对一种科学执着而深入的研究，获得了理性的充分生长，这种理性保证他能够承担对一个时代的设计和推动。一些批评者们非常自信，以为一个读过书的人就比一般的平民具有更高的道德评判力。然而，在他们作出深刻的科学贡献之前，没有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他们的判断。

在大学里，我们为什么可以用科学来培养人？就是因为如果没有科学作为评判是非、优劣的标准，我们一无所有。思想在每个人心里是一种意志，其指归在其信念的目标。这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都可以维护自己的思想与他人的差异。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可以服从法律、公共秩序和纪律，他可以克制或被限制表达自己的意志，但是他绝对不可能不思想。如果他的思想不能在公开的交流中得到砥砺和印证，思想本身和思维能力就会相对萎顿，就会在现实的撞击和个人私欲的纵惑之下随意拾取未经反复检验的信念来代替自己的思想。但是由于思想的自由本质，所以一种思想统治不了另外的思想。“道不合不相与谋。”对于信念不同的人，不能用一种思想的规范去要求、检验和惩罚另一种思想。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公共媒体（大众传播）系统把各种信息同时传达给各个人，每时每刻都有新鲜和未知呈现在人们面前，凭借哪一种思想可以来作出是非判断呢？我对自己不敢相信。

在信仰丧失的年代，有人皈依了宗教。我不信教，是个常人。而宗教徒不是常人，是信人。因为他们不仅可以接受一种未经自我检验而只是体验过的“真义”，而且还可以在其他“真义”和“信念”同时呈现或先后出现时有足够的信心破斥和排拒，纵使那些信念也为人类的另一部分所秉持。对于这一切他们不作根本的怀疑。我对宗教历来崇敬，不是因为我服膺其教义，由于没有信仰就不能理解真正的教义，而且不曾皈依也不配与闻这一种宗教的至理，因此，教义的判断同时也就对我不起完全的作用。然而，我尊敬教徒，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是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代人崇仰的，我不由不崇敬。我敬信宗教就是尊敬信教的人。对普通人和我这种常人之不信教，不是宗教不高尚、伟大，而是我们太“愚顽”了。这种愚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它的人性特征。

独立的判断是需要通过不断的推敲、证明以获得一种印证的，而印证的最可靠的方式是在科学系统中以学识的形式体现出来。学识是指通过与本行业的专家以及其他行业的专家们交流自己的方法、验证自己的结论，从而不断检验和完善自己的能力。而学识的高低是需要通过学术来证明的。一个人如果只是掌握了一些专业技能，而对本行知识的局限性缺乏反省，对人类全部知识的基本状况缺乏感受，那么他只是个专家。一些专家由于他们专业的缘故，受雇从事不正当的活动，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所以在学习阶段当以什么为本，是一个值得深思和不断提醒自己注意的问题，以防止自己由于情绪和欲望的干扰而偏离了学术的正途，达不到一定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看来，与其去作一个做得不好的专家，倒不如去当贩夫走卒来得朴实自然。

但是，明朱柏庐《家训》曰：“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学者是必须的要求，专家也是过渡的必要。因为在专业科学训练中，算计性的原则至少保证了，无论出现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处境的变迁，都不会影响其学业所养成的正误判断。如果“人生的是非判断”也不受政治和经济的干预而随便，不就是“学者”了吗？

古语道：“莫以善小而不为”。人间的正义永远是我们所关切的，但是，关切并不等于在你学习的阶段介入。固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当舍身取义，死得其所，但是现在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因为道义的诱惑而忘记了自己的根本任务是学习，成为一个学者，具备理性是非判断的基础、能力和习惯。

先成为专家，然后努力成为学者，这件事并非是哪个教师或者哪所学校能够替你安排好一切的，关键是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不断朝着学者的方向努力。我想，目前你已经有能力，也有责任做到这一点。

我把自己读过的一本川端康成送给你，你在回来时请给我带回一本日文版的川端康成，而这本书须是你读完的旧书。

祝

行程遂愿

朱青生

2000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