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是网络疯狂的一年，大家都认识到网络的发展，是未来的必然趋势，所以蜂拥而上，纷纷开办网站。

我工作的网站，由于种种的原因，只存在了一年就倒闭了。那个年代所有公司的人都想这各种办法把公司的钱花掉。任建平是那家网站的CEO，有一次公司做产品交流会，那时我立即想到了发挥我的强项，制作的平面广告设计，可以按照每一块广告位收取客户的费用，结果为公司挣到了八万元的广告费，这件事给任总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至在公司破产后，任总把我曾用过的那些在当年价值十万元的设备，（苹果电脑、打印机、扫描仪、数码相机、还有全套的桌椅）几乎以白送的价格九千元“卖”给了我。他当时对我说：“我看这批设备放到公司任何人手里都没啥用处，只有交给你才能发挥出它们的价值。我知道你现在没有钱，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再给好了。”

后来这些设备为我创办第一个设计公司，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今，那些被淘汰的设备早已不知去向， 九千元至今也没有还。但我和任总的友谊却保持的非常要好，相互帮衬一直到现在。可以说任总是我创业过程中遇到的一个贵人。

另外还要提到的就是一个数码相机，在2000年价格是1万3千多，是公司认为最好的数码相机，（只有200万像素，但在那个年代是顶级的了。）任总本身也喜欢相机，但他还是认为我能用这个相机发挥作用，还是给了我，现在看在我的确用他发挥了作用。我几乎是同龄人中，第一个手持数码相机去各种垃圾场拍照的人，今天大家能看到这么多清晰的历史照片，都是因为根本不敢任何摄影守则，大量大量地拍，在很多数量中，总能挑到一张不错的。这个照相机，也成了我那个阶段“贵人”赠与的“神器”。

网站倒闭了，宿舍也没有了，正在发愁的时候，接到了王春利的电话。王春利是丰台区新发地“北京中央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经理，因为曾免费帮他做过平面设计，彼此留下的印象都很好。他听说我那家网络公司倒闭了，肯定没地方住，他在他的市场里为我提供一间房子，就是远点儿很欢迎我去住，住多久都可以，不收我的房租，只需偶尔帮市场做点小设计就行。听王春利这么说，我当即就决定搬，而且是立刻就搬过去。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想，王春利呀王春利，你真是我的“及时雨，”没有你的出现，我真有可能要去露宿街头了。

到那一看，嗬，房子还是蛮大的，足有三十多平方米。在王春利的帮助下，马上对房子进行整理，把室内空间一分为二，靠窗的做工作室，另一半当卧室。一切安排停当之后，我审视着眼前的新环境，对自己说：“从现在起就算开始创业了，月底也再没有工资可拿了，自己要不努力，就等着被饿死吧。”

又是一个生活岔路口，怎样能找到业务？怎么和客户谈？价格怎么报？这些我都没有经验。我要面对的不再是曾经喜欢的艺术，而是为了钱去顺从客户的意见，或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帮别人完善设计。我改变了自己的商业设计理念，因为别人付钱了，所有的工作只能去顺从，并且要以客户为中心了。虽然不爱那么情愿，但我需要养活自己和补贴家用的钱，抛开那点虚伪的自尊吧，不但要做，还要做很多。因为案例做得越多，不仅收入增加了，还会更有勇气去面对客户，自己也将变得越来越有自信。

2002年的春节，我和父母商量，打算把他们和侄女一起接到我这里来，给他们的理由是：“你们在老家受苦，不如和我一起到北京受苦。”他们听从了我的建议，不久，三人就全部来了北京。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么做是要冒风险的，现在，连我都还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弄不好会让全家人都没饭吃。人有时候做事不能想得太多，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冒险吗？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压力，但也是动力。那就只有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往好的方向去争取，还是豁出去拼一拼吧！  

幸好有朋友高红梅的帮忙，把他们安排在了自己的服装厂里，父亲看大门，母亲给工人做饭。老两口每月有六百元的工资，还有住的地方，这为我省去了很多本该我操心的事。工厂的院子很大，有许多空地。北京的气候和老家差不多，土地性质也接近，父亲发挥了他的强项，把厂院里所有空闲的土地都种上了蔬菜，院子也被他收拾的井井有条。这一切对五岁的乔木楠来讲，都是陌生和新鲜的，而那些菜地也成了她的乐园。现在，这个小女孩过着本该早应属于她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

我不忙的时候就过来看看他们，吃一顿母亲做的饭。但每次见到家里人，就觉得内心那块还没被彻底磨灭掉的艺术天地在缩小，可一回到自己的环境，时常会想起自己那段“辉煌”的艺术时光。时光匆匆地过去，很多的老朋友现在都不联系了，在他们的眼里都认为我变了，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再也不能触碰自己喜欢的艺术了。面对这令我窘迫的现实，在夜里一个人时，我常常问自己，是不是走错路了？即使走错了又错在那里？谁能把我带到正确的路上去呢？住在这个农产品批发市场里很平静安详，如果长时间下去就麻木了，必须要历练自己，给自己更大的压力，到城里去工作，去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