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都归咎于封建制度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我更为迫切地想要知道，为什么虽然各国的封建制度形态各异，而唯独日本的封建制度造就了如此具有独特性格的日本国民？！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即便在德川幕府的恶政下，当时的日本人也远胜于当今时代；虽说明治维新是一场并不彻底的革命，却也使日本有了近代国家的风貌，举起了进步的旗帜。因此，我认为，我们的血液受到了毒害，并非都应当归咎于专制的封建政治，更重要的根源，应当是名不副实的欺瞒政治及其影响力。

教育诏书（1890年10月30日发布，目的在于明确天皇制国家的思想以及教育理念。——译者注）

在明治时代当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随后它便渐渐地被当做一个招牌，频繁地用于鼓吹军国主义。

形式上，它标榜皇室和国民之间是父母与子女的亲密关系。但实际上，皇室和国民却是主仆关系，甚至差距更大。

议会被标榜成国民的代表。而议会中的各党各派却只顾各自的私利，除了纠结于政权，从不把国民的利益放在心中。

警察被塑造成人民的保护神，然而却在各种场合将他们原本应该保护的对象当做犯人来对待。

受法律保护的家族制度原本是为了维持好的社会风气，然而事实却为了那被强制的美德而导致了许多的人间悲剧。

类似这样的现象，存在于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秩序只不过是维系人们利害关系的表面形式。权力带着各种伪装，已经干涉到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个细节。社会生活是由那些“暴发户”来支配。所谓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的美丽辞藻，都被那些崇尚权势又谋得权力的人所拥有，并成为他们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的幌子。

日语中的“ご無理ごもっとも”（“您怎么说都有理”），所传达的那种对于对方的言语、行动表示无条件接受的思想，也许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这和“泣く子と地頭には勝てぬ”（“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所表达的思想一脉相承。

然而，令我颇为不解的是，我们却并不因为自己的这种思想而羞臊难当。

那些嘴里叨咕着“邪恶当道，正理无存”的人们，虽然面带轻蔑的微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其实他们整日里神经紧绷，总得提防着突如其来的“无理要求”。而他们的那些靠不住的“道理”只会被他们压入“箱底”，因为“道理”并不能成为他们挑战“邪恶”的武器。最大限度地阻止“邪恶当道”的不是“道理”，而是完全异质的、类似于哀告、祈求的东西。

我们日本人除了会感觉到来自“上司、长辈”以及“权力”的压力之外，几乎所有人（当然，其中也有例外）都会感受到的压力是来自于所谓的“社会”。需要说明的是，此“社会”非彼“社会”也。我们常说的“社会上人言可畏”“社会上的人情世故”，抑或是“社会舆论”等所指的社会都是我们所处的一个无以言状的、莫名的周围环境的一种价值取向。它不是某一个个体的人所能够驾驭的，是一种类似于不可抗拒的东西。由于我们认为它虽然与法律或者道德无关，但它的力量有时却是致命的，因此，使得我们的意识里总是对这种“社会”有一种惧怕的心理。

说到底，这里所说的“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注重道德、习惯，特别是公众心理支配下的意志表示的思维方式。它除了保护自身之外，并没有任何的理想色彩，是建立在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无情的形式之上，排除一切异己分子的、极其本能的，具有鲜明地域性、时代特征的一种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