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沉浸在教书育人这个光荣使命的自豪和骄傲里。他常常想起曹老师，这个在他生命转折时期最重要的人。他们虽在不同的地方，却做着同样的事情。曹老师的教育观和教学观，影响了俞敏洪一生。“我觉得一个老师讲课的魅力不在于对知识的透彻讲解，而在于指导学生的生活以及人生。”

不过，即使当了老师，俞敏洪也依然不善于同人打交道。他的幽默虽然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却在教师群体里没有多少市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轮出国潮高涨的时候，出国几乎成了身份的象征，成功的风向标。当俞敏洪还在为10平方米的宿舍兴奋不已的时候，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友早已嗅到了从大洋彼岸飘来的诱人气息。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陆北美。”俞敏洪回忆道。

出国之路多遥远

俞敏洪寂寞的感情世界终于结束在1986年3月26日晚上。在一支蜡烛的帮助下，俞敏洪勇敢地“扑上去”，终于为自己不太成功的大学生活勉勉强强画上了半个迟来的句号。

“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在老婆大人整日“窝囊废”的喝斥声中，1988年的俞敏洪由“醉里挑灯看三国”，转为夜战TOEFL（托福）、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并最终通过了TOEFL和GRE考试。虽然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撬开了出国大门的一条希望的门缝。

然而，时机是他力，并非自己所能掌握。就在俞敏洪全力以赴为出国而奋斗时，出于对时局等因素的考虑，美国一改前几年的做法，对中国采取了紧缩留学政策。此后的两年里，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俞敏洪出国的希望变得渺茫起来。

经历过三次高考的俞敏洪早已习惯失败的滋味，他决心再次发挥坚韧不拔、铁杵磨成针的毅力。出国如同他从前遇到过的所有的困难一样，是一座大山，而他照例用自己愚公般坚定不移的意志，一点一点挪动它。

俞敏洪原本以为自己至少能申请到一两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但美国教授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子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俞敏洪自嘲地说。

1992年，俞敏洪终于等来了美国几所大学的录取单，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奖学金。在那个年代，美国大学的学费最低也得2万美金。按当时的汇率，2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对于俞敏洪北大任教每个月120元工资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算再有“愚公移山”的毅力，在美国读书的4年学费，也需要俞敏洪222年的工资，可真谓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不久之后，事情有了转机，美国的一所二流大学答应给他提供3/4的奖学金。虽然大部分学费是有着落了，但剩余的1/4的学费(5000美元)，要靠他微薄的月薪支付，还是难以支撑。一介布衣，充其量就是比别人多掌握了一门语言，除了贩卖知识，俞敏洪还能怎么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