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长姓王，名亚坤，山东泰安人。后来我知道，“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大，才40来岁，只是长相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了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但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的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地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的待遇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很想告诉她，我是她丈夫开恩把我招进校的，只是因为陌生和羞怯而张不开口。以后，我曾多次斗争过，想上他们家去看看，明确表达一下谢意，但想起老王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胆量总是越想越小，最后不了了之。就这样，直到离校我也没有去拜访过他们。

再以后，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心里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他们就从我心里淡出了。2003年夏天，我在成都，突然接到老王的电话，说想来看看我。欢迎！欢迎！我在最好的宾馆开了房间迎接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医生爱人。20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退休了，我也不再年轻，褪去了因为年轻而有的羞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见，回忆往事，畅谈国家大事，叨唠家长里短，可以用“相谈甚欢”来形容。那时我已经出版了《解密》和《暗算》两部小说，据说在我原来的单位里引起了轰动。我注意到，他们随身带着这两本小说，谈话很快转移到我的写作上来，关心我是怎么当上作家的，眼下正在写什么。我一边尽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边又想尽快摆脱这话题——因为这有自我炫耀之嫌。哪知道，他们揪住这个话题不放，问了又问，刨根问底，最后竟然给我奉上一箱子材料，希望我写写“箱子里的事情”。

我用一个下午看完箱子里的东西，直觉告诉我，这是很值得写的。但我一直不知怎么来写。多就是少，材料太多了，反而不知道怎么舍取。我曾经写过一稿，取名为《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他们看了不满意，却没有责怪我，而是责怪自己没有提供足够的材料。随后的几年间，他们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寻觅觅，又收集了很多材料提供给我。盛情难却，2008年，我又开始写第二稿，断断续续写了一年，交给他们。这一次他们基本上是满意了，但需要修改的地方又似乎很多，改到他们完全满意时，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我了。

是谁？

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他们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同意，我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