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距创作完成《文化与社会》已过了近三十年。重读此书或其部分章节，我常常会觉得好像在读别人的作品。然而，我正是透过此书首次表明了一种立场，这一立场表达了我对工业文明及其文化和思想中已经发生和当时正在发生事件的感受。此后我的看法有所发展，某些观点和看法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我始终相信一点：这两个非同寻常的世纪带来了世界巨变，也处于重大危机之中，要充分认识和理解它们，一个主要方法便是详尽全面地思考文化问题，因为在每个阶段文化都发挥着积极活跃的作用。

正如原版前言所提到的，我在书中论述了在工业革命以来的文化观念及其现代含义。本书围绕“文化”一词的新义及其整个相关意义词汇组所展示的新问题展开。[ 《工业革命期间英语的演变》一文原本计划作为《文化与社会》的附录出版，后发展为本人专著《关键词》（Keywords）（1976年）。] 曾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就此新兴重要问题著书立作，因此严肃研究和讨论所使用的语言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我要做的便是梳理这个过程中在语言层面上发生的演变。

现在常常有人会问我在讨论时是如何选择作家的。这个问题背后通常隐藏了一种认识，以为必然有先在的作家名单或作家范围，以为我会对选哪些作家进行一定取舍。有一点必须要加以说明，在此书的先期准备阶段，我从未听说过类似的阅读书目，一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书目。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作家在当时并不著名，而是说，据我所知，他们从未以此种方式，围绕着某个中心主题，发生相互关联。此书创作的准备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扩展阅读的过程，没有任何预定书单或者任何标准可供参考。我清楚地记得，后来当我发现有些著述我在论述中未能提及却显然相关时，有过类似惶恐的心情。其结果是，此书一再修订。本书完成后的这些年间，我已发现了更多相关范例，可以涵括更多内容。但是正如许多读者所言，或许可以说，我已尽力确立了一种关于文化和社会的写作传统的意识，这个传统所具有的实际复杂性，当时鲜为人知或者可以说完全不为人所知。因此随后会有所增删，但是本书已经大致达成了目标：让人们意识到存在这样一个文化传统。而后来当许多读者把这个传统看作自来就有的东西，并颇为有理有据地询问为什么没有把某个作者纳入如此知名的传统时，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一种颇具讽刺意义的赞颂。

另一个人们经常会问我的问题是：其他语言和文化中有那么多明显相关的作家，为什么我偏偏集中讨论英国作家？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当然相信，在阅读此书以及此书论及的作家作品的同时，也应该阅读一些其他以或同或异方法展现出的别样文化传统。但是我仍然确信，本书依照其特殊方法，只能围绕此类特殊经验，形成此种传统。最终横扫或者说冲击了大半个世界的工业革命是始于英国。因此，这个决定性历史转型期的一部分便是基本全新的社会和文化关系及问题，而正是处于英国文化中的人们以无比强烈和前所未有的直接方式首先感受到了这一点。最初的两三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找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些这些社会和文化关系及问题。因此，尽管其他社会中也发生了类似变化，也创造出了新思想和新艺术来应对这些变化，其思想艺术与英国作家一样深刻有趣，甚或更加深刻有趣，但是考察这些变化的初始发源地，却具有永久而普遍的重要意义。本书先后被译为意大利语、日语及德语，这些译本本身所体现出的热烈反应以及本书在北美读者中间引起的强烈反响，都足以证明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当代观点。《文化与社会》于1958年出版后，人们都说这是英国新左翼的开创性之作。现在还常常有人把本书与后来的《漫长的革命》、理查·霍格特的《识字的用处》（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汤普森的《莫里斯》（E. 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放在一起，统称为开创了全新知识和政治传统的作品。是否确实如此我不敢断言。历史其实是相当复杂的，我记得1968年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以上提到的这些著作或者说部分著作尽管仍为人尊重，却常常被人划入文化激进主义的行列，一种更为黑白分明、更为严苛无情、也更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把这种文化激进主义远远甩在了后面。我知道，无论怎样我有些论述的确是有这种导向的，当时这么做的理由我至今仍然坚持。但是1968年是一个样子，后来到了1978年至1982年间，就完成了另一个样子。那些早先被确信无疑地分析过，甚至有些情况下嗤之以鼻，称之为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或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的浪漫主义评论，到了1978至1982年间卷土重来，居然与新生态主义和激进生态主义发生了关联，真让人瞠目结舌。这并不是说19世纪的所有先辈们或者多数先辈们都感到极其不安，认为只有通过新运动才能寻求到出路。他们中有些人不过是眷恋往昔时光，现在新运动中有些人仍是如此。另外一些人虽然寄希望于未来，却很少会有那稍纵即逝的信心，把工业文明基本模式看作新型激进社会秩序无可置疑的基础。随着我们自己时代危机的持续，这些早期作家的坦诚、多元化观点以及对同胞的责任感，多数情况下不像是已经过时或局限于某个时期的思想，而更像是共同奋斗的同代人所发出的声音。换句话说，这个危机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使得我们即便身处自己的世界，也随时可以与这些最早的奉献者们分享思想。我们仍然在和他们一起寻求答案，而事件的分量之重使我们常常回归到许多共同问题上来。我们认识到社会秩序的危机和自然秩序的危机密不可分地互相关联，并以此作为这个时代最新最重要的看法，这在我看来颇具讽刺意味。因为，这些都可以在那些早期作家的作品中找到雏形，或者早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随着新知识、新体验、新希望、新群体和新机构的出现，这就不再是反讽而是鼓舞了，因为这些新东西推动我们把整个探索引向新的维度，使我们的研究不至拾人牙慧，而这些非凡的前辈们也不至于把我们拉回过去，而是把我们推向未来。

正是基于这个主要原因，我希望《文化与社会》能够对新时代的读者们有所裨益。无论如何此书都是作为这个英国传统的思想与创作历史来使用的，作为历史或许仍然够用。但是我并非仅仅是把本书当作历史来写的，本书的结论部分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在1945年后的信仰危机和归属危机中开始了本书的创作。倾尽全力来创作此书，就是为了找到一个立场，使我能够通过历史（正是这段历史把我们带入了这个千奇百怪、让人不安又令人兴奋的世界当中）来理解当代社会，采取正当行动。或许对于其他人来说，此书无法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这却是我的创作动因，常常也是人们（读者数量比我所期望的要多得多）阅读它的目的所在。

雷蒙·威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