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是在他发现我没有工程学方面的天赋之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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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过后，父亲打起盹来，我乘机找出园林剪，打算到花园剪几枝玫瑰拿到母亲坟上去。天一直在下雨，花园里有股生根发芽的味道——一种野性的、无序的生长。红玫瑰枝枝蔓蔓地攀上了我家与邻居家间的篱笆，挣扎着从盘旋缠绕的杂草中露出头来；在小茴香和欧芹曾经不请自来落地生根的地方，荨麻正在抽枝发芽。母亲种在小路边的薰衣草丛已经长高了，花茎稀疏而纤细。花圃中，罂粟和耧斗菜沙沙作响的褐色种球与兰柳挤作一堆，贪婪地将枝丫伸向她曾喂给它们的那堆巧克力。唉，她会叹息着说，花园里总有干不完的事。总有什么在生长，也总有什么要被割掉。人连半会子工夫也歇不下来。

坟地也一样，是个生死相并的处所。一只花斑猫已经在此划地为疆，正巡视着将墓园与玉米地分隔开来的树篱。一对画眉鸟在一处新坟上啄食着土里的虫子。在她的坟墓后面，又出现了五处新坟，也就是说，自打她死后，村子里又死了五个人。我读着这些新坟的墓碑。至亲至爱的……妈妈……悲伤地与生命告别……安息在基督身边……在永恒中……有只鼹鼠一直在跟埋葬虫一起忙碌着，地上时不时地冒出堆土来。母亲坟上有个鼹鼠洞。我愿意相信，那只胖头胖脑、皮毛黑亮的鼹鼠会在黑暗的地下温暖舒适地偎在她身边。在她的葬礼上，牧师说她去了天堂，但她知道，她将来此，进入地下，成为蠕虫的餐点。（千万别伤害一只虫子，娜杰日达，它是园丁的朋友。）

母亲洞晓生死。有一次，她从市场上买了只死兔子回家，在案板上剥去皮，掏出内脏。她掏出它那红彤彤、血淋淋的内脏，将一只麦管插入气管，往兔子的肺里吹气。我看着兔子的肺就那样一起一伏，不由瞪大了眼睛。

“瞧啊，娜杰日达，这就是呼吸。我们有呼吸，就说明我们活着。”

另一次，她买回一只活鸡。她把它带到后花园，将挣扎着想要逃脱的鸡夹在膝间，倏地一下就扭断了它的脖子，手法干净利落。那鸡抽搐了几下便一命呜呼了。

“瞧啊，娜杰日达，我们就是这样死的。”

无论是兔子还是鸡，都被加上大蒜、青葱和花园里种的各种香草炖成了一锅香喷喷的肉，等肉被吃得一干二净后，骨头又用来烧了汤。物尽其用，无一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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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园里那株野生樱桃树下，我坐在长凳上梳理着自己的记忆，可我越是努力地回想过去，就越是分不清哪些是回忆，哪些是故事。我小时候，母亲常会给我讲些家族的故事——但只讲那些结局美好的。姐姐也给我讲故事：她的故事千篇一律，就是好人（妈妈，哥萨克）加坏人（爸爸，共产党）的那一套。薇拉的故事总是有头有尾，中间还有起承转合，并且是非分明。有时，父亲也给我讲故事，但他的故事结构复杂，意义含糊，结局凄惨，此外还冗长离题，事实不清。我更愿意听妈妈和姐姐的故事。

我也要讲个故事。我们曾经是一家人，妈妈，爸爸，姐姐和我——既不是个快乐的家庭，也不是个悲哀的家庭，不过就是那种大家凑在一起，孩子慢慢长大，父母渐渐衰老的家庭。在我的记忆中有过那么一段时光，我和姐姐彼此相爱，爸爸和我彼此相爱。也许竟然还有一段时光，爸爸和姐姐也彼此相爱——我记不得了。我们都爱妈妈，而她也爱我们大家。我是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手里紧紧抓着只小花猫，它的照片现在还搁在壁炉架上。我们说的话跟邻居迥异，吃着跟邻居不一样的食物，工作勤勤恳恳，决不去打扰任何人，我们总是循规蹈矩，这样秘密警察就不会在深更半夜找上门来。

有时候，小小的我会穿着睡衣坐在黑暗中的楼梯的上方，支起耳朵竭力想听清爸妈在楼下房间里的谈话。他们在说些什么呢?我只能捕捉到只字片语，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语调的急促。有时，当我走进某个房间，注意到他们的语气突然变了，脸上暂时浮出了笑容。

他们是在谈论另一段时光、另一个国家吗?他们是在谈论发生在他们的童年时代与我的童年时代之间的事情——某种可怕到务必不能让我知道的事情?

姐姐比我大十岁，一只脚已经踏入成人世界。她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大家说起这些事情时，总是低声地交头接耳，从不正大光明地说出来。她知道大人的那些可怕的秘密，光是听说它们就吓得她心惊肉跳。

既然母亲已经去世了，大姐头就成了家庭档案保管员、故事讲述人、叙事监管者，正是这些东西定义着我们的存在。这个角色高高在上，让我既妒且恨。我想，这一次，我要把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弄清楚，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