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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母亲索尼娅·布拉祖克嫁给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时芳龄十八，她的婚礼是在有着金色穹顶的基辅圣米迦勒大教堂举行的。她身穿一袭白色结婚礼服，轻纱笼面，脖子下垂着个漂亮的金盒坠，长长的棕发上戴着洁白的花冠。尽管她身材纤瘦，你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已经有孕在身。她的长兄帕维尔·布拉祖克，铁路工程师，后来是列宁的朋友，把她交给了新郎，因为她父亲太虚弱了，撑不过整个仪式。她的才当上医生的姐姐舒拉是女傧相。她的两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向她抛洒玫瑰花瓣，当她亲吻新郎时，禁不住泪如泉涌。

奥切雷特考家的男人们大步流星地踏入教堂，他们穿着马靴、刺绣衬衫和式样奇特、宽松下垂的裤子。女人们身着色彩浓烈的衬衫，小跟靴子，头扎色彩艳丽的发带。她们一起站在教堂后面，像簇刺目耀眼的花束。婚礼结束时，她们兀然离去，没有给牧师一文小费。

布拉祖克家的人对新郎的家人嗤之以鼻，觉得他们粗俗无礼，比土匪好不到哪儿去，他们饮酒过量，还从不梳头。奥切雷特考家觉得布拉祖克家的人是娘娘腔的城里人，是土地的背叛者。索尼娅和米特洛凡可不管各自的父母作何感想。他们已经成就了自己的爱情，而他们爱情的结晶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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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的时候，它不出意料地被推倒了。”

“你说什么?”

“金色穹顶的圣米迦勒教堂。”

“谁干的?”

“当然是共产党啦。”

哈!看来这浪漫故事背后还是有潜台词的。

“爸爸和瓦伦蒂娜是相爱的，薇拉。”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娜迪娅。你怎么老也长不大啊?你等着看吧，她要的是护照和工作许可证，还有他剩下的那点儿钱。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他只不过被她的肉体迷住了。这是他惟一的话题。”

“他说起拖拉机来也是滔滔不绝。”

“拖拉机和乳房。你说到点子上了。”

（为什么她那么恨他?）

“那么咱爸咱妈的关系怎样——你觉得他们是因为爱而结婚的吗?你不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种权宜婚姻?”

“那可不同。时代不一样。”薇拉说，“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为了活下去，必须得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可怜的妈妈——得与爸爸终老，毕竟她挺过来了。多么残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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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我母亲十八岁时，她父亲被捕了。那时离肃清运动达于其可怕的巅峰还有几年，但事情还是按照恐怖所惯有的方式发生了——深更半夜传来敲门声，孩子们在尖声哭泣，外婆索尼娅·奥切雷特考穿着睡衣，乱蓬蓬的头发散乱地垂在背上，向军官们苦苦哀求。

“别担心，别担心!”外公在被捆走时，回头喊道，他身上只穿着起床时的衣服。“早晨我就回来了。”他们再也没见到他。他被带到了基辅的军事监狱，他在那里受到的指控是，曾秘密训练乌克兰民族运动战士。这是真的吗?我们永远也无从知道。他从未接受过审讯。

六个月的时间里，柳德米拉和她的弟弟妹妹每天都陪母亲带着食物去监狱。他们把东西交给站岗的警卫，满心希望至少其中的一小部分能送达父亲手中。一天，警卫说：“明天你们不必再来了。他再也不需要你们的食物了。”

他们很幸运。在肃清运动的后期，不仅是有罪之人，就连他的家人、朋友、同事，凡是被怀疑与他的罪行有牵连的人，都会被送去改造。奥切雷特考被处决了，但他的家人得以幸免。不过，留在基辅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安全的。柳德米拉被从大学的兽医课程中除名——她现在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她的弟弟妹妹被学校开除。他们搬回khutor，挣扎度日。

谋生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波尔塔瓦的农田是整个苏联最肥沃的土壤之一，农民还是得忍饥挨饿。1932年秋，军队掠夺了全部的收成。就连下一年的玉米种子都被夺走了。

母亲说，饥荒的目的在于打击百姓的精神，强迫他们接受集体农庄。斯大林相信，农民的思想意识是狭隘、贪婪、迷信的，应该被一种崇高的、同志般的无产阶级精神所取代。（“真是缺德透顶的胡说八道，”母亲说：“惟一的精神就是让自己活下去。吃。吃。明天也许就什么都没有了。”）

农民吃掉了自己的牛、鸡和羊，然后是自己的猫和狗，然后是大老鼠和小耗子；再后来，没什么可吃的了，就开始吃草。在1932到1933年那场人为的饥荒中，整个乌克兰有七百万到一千万的人被饿死。

索尼娅·奥切雷特考是幸存者。她用从野地里挖来的草和野生酢浆草做稀汤。她挖山葵的根和洋蓟的块茎，还在菜园里找到几个土豆。这些都吃完后，他们陷入困境，于是开始吃生活在屋顶茅草中的老鼠，然后是茅草本身，后来他们就咀嚼皮革做成的马具，以压制饥饿带来的苦痛。当他们饿得睡不着时，他们常常会这样唱道：

有一座高高的山，山下是牧场，

那绿油油的牧场啊，物产富饶

人们犹如生活在天堂。

在邻村，有个女人吃掉了自己的婴孩。她疯了，游荡在乡村小道上，嘴里哭喊着：“可她先已经死掉了。吃了有什么关系?那么胖乎乎的!不吃多浪费?我没杀她!不!不!不!她先已经死掉了。”

Khutor的偏远救了他们的命——即使有人想起他们，可能也会认为他们已经死了。1933年，他们想方设法地弄到一张通行证，长途跋涉地到了卢罕斯克（Luhansk）（不久后这里被改名为伏罗希洛夫格勒），索尼娅的姐姐舒拉就住在那里。

舒拉是位医生，比索尼娅大六岁。她有点冷幽默，头发被染成红色，对奢侈的帽子情有独钟，笑起来咯咯的（她抽用自家种的烟草手工卷制的香烟），嫁了个上了年纪的丈夫——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朋友——他可以拉关系走后门。他们住在镇子边上一栋老式木屋里，屋檐上雕有花纹，有蓝色的百叶窗，花园里种着向日葵和烟草。舒拉自己没孩子，所以对索尼娅的孩子倾注了过分的热情。当索尼娅找到份教师的工作，带着两个小点的孩子搬进城里的一间小公寓时，柳德米拉留在了舒拉姨妈家。舒拉姨妈的丈夫给她在卢罕斯克的机车厂找了份工作，她要在那里接受训练，成为吊车司机。柳德米拉对此心不甘情不愿。她跟大吊车能有什么沟通?

“干吧，干吧，”舒拉姨妈催促道，“你会成为一名无产者的。”

起先，熟练掌控那些大型机器，让它们在自己的指挥下运转自如，是件让人兴奋的事。随后它就变成了例行公事。然后就变得乏味得要命。她再次梦想成为一名兽医。动物闻上去有生命的气息，摸起来非常温暖，应付和征服它们远比控制用杠杆就能操控的冷冰冰的机器令人激动。（“大吊车和拖拉机跟马比起来是多么可悲的事啊，娜迪娅!”）那时的兽医只给大型动物做手术——有价值的动物——母牛，公牛，马匹。（“光是想一想，娜迪娅，这些英国人会花上一百英镑去救一只从街上捡来的猫或狗的命，还什么都不为。真是心肠好到笨!”）

她给基辅的大学写信，然后收到一大堆需要填写的表格，要求她详细写明她自己、她父母及祖父母的职业——他们属于什么阶级。现在，只有那些工人阶级的后代才能上大学。她心情沉重地寄出了表格，对于它们如石沉大海的结果毫不惊讶。她二十三岁，她的生活似乎进入了死胡同。然后，她收到了那个跟她同过学的奇怪男孩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