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完茶，我端着茶杯向水槽走去，准备清洗，但瓦伦蒂娜示意我走开。她往她那浑圆的、指尖呈蜜桃色的手上套上橡胶手套，穿上一条褶边的围裙，在碗里搅起肥皂泡。

“我做，”她说，“你走。”

“我们去墓地。”父亲说。

“我跟你们一起去。”斯坦尼斯拉夫说。

“别，斯坦尼斯拉夫，求你了，留在家帮妈妈干活。”

他下次一定会对我们说起他喜欢的坟场。

等我们从墓地回来时，又喝了一杯茶，然后就到了晚饭时间。瓦伦蒂娜会给我们做饭，父亲说，她是个好厨师。我们坐在桌边等着上菜。斯坦尼斯拉夫对我们说起一场他连进两球的足球赛。迈克、安娜和我礼貌地微笑着。父亲脸上洋溢着骄傲的容光。与此同时，瓦伦蒂娜穿上她的褶边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着。她热了六盘即食的速冻食物，烤肉片上浇着加有豌豆和土豆的汤汁，将它们看似丰盛地摆在桌上。

我们沉默地吃着。你可以听见我们在与那粘稠的经过重新加热的肉格斗时，刀刮盘子的声音。就连斯坦尼斯拉夫也有几分钟没说话。父亲吃到豌豆后，开始咳嗽起来。豌豆皮卡住了他的喉咙。我给他倒了杯水。

“很好吃。”迈克说，一面环顾四周，期待有人附和。我们都咕哝着表示赞同。

瓦伦蒂娜露出胜利的笑容。

“我用的是现代烹调法，不是农民烹调法。”

饭后甜点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山莓酱冰淇淋。

“是我喜欢的。”斯坦尼斯拉夫轻轻地咯咯笑着说。

他向我们一一细数他喜欢的冰淇淋口味。

父亲在一只抽屉里摸索了半天，这会儿拿着一叠纸走过来。那是他写的书的最新一章，我已经帮他把它翻成了英语。他想读给迈克、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听。

“你应该听些个关于我们挚爱的祖国的事。”

但斯坦尼斯拉夫突然想起他得赶做一些家庭作业，安娜先前已去村子买牛奶，瓦伦蒂娜则在旁边的房间里煲电话粥，所以只有迈克和我跟他一起坐在敞亮的客厅里。

在乌克兰历史上，拖拉机扮演着一种矛盾的角色。乌克兰过去是个农业国家，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为了充分发挥其农业潜能，机械装置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引进这一机械的方式却名符其实地令人恐怖。

他的声音变得沉重起来，那些没有写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字句都被压缩进他正在读的文字中。

1917年的革命后，随着城市无产者的增加，俄国开始变为工业国。这些无产者是从农村招募来的农民。但假如农民得离开乡村，又有谁来种田供养城市人口呢?

斯大林对这一两难困境的回答是，农村也必须城市化。于是所有土地都被集体化，成为大农庄，取代农民的小农场，按照工厂模式运作。这被称为Kolkhoz，意为集体农庄。乌克兰的集体农庄的运作最为苛严。过去农民耕地用的是马或牛，集体农庄用的则是铁马，这是当时人们对第一辆拖拉机的称呼。尽管制造粗糙，性能不稳，车轮是铁制履带，没有轮胎，这些早期的拖拉机仍可以干二十个人的工作。

拖拉机的到来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使耕作原来用以分割农民个人土地的分界地带的土地，从而形成大的集体农庄成为可能。因此这就预示着富农阶级，也就是那些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的全线终结，他们被斯大林视为革命的敌人。铁马破坏了传统的乡村生活模式，而拖拉机工厂则在乌克兰兴旺发达。然而，集体农庄却没那么有效率，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农民的抵制，他们要么拒绝加入集体农庄，要么暗地里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

斯大林的报复冷酷无情。饥饿就是他使用的工具。1932年，乌克兰的全部收成被掠夺一空，全部运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供应工厂里的无产阶级——否则革命如何继续进行?产自乌克兰的黄油和大米在巴黎和柏林市场上出售，西方的好心人对苏维埃的生产奇迹啧啧称奇。但在乌克兰的乡村，人们却在忍饥挨饿。

这就是我们历史上未被记录的巨大悲剧，直到现在，这一悲剧才得以揭示……

他停了下来，静静地把纸张拢在一起。眼镜架在他的鼻尖上，镜片太厚，以致我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但我恍然觉得那里有泪光闪现。在接下来的沉默中，我能听到瓦伦蒂娜还在隔壁房间里喋喋不休地煲电话粥，从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间里传来隐隐的音乐声。在远处，乡村教堂的钟声响了七下。

“干得好，尼古拉。”迈克赞叹道。“斯大林欠下了太多的血泪账。”

“干得好，爸爸。”我的赞扬比迈克的要牵强。所有这些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东西都让我心绪不宁——似乎既过时又不相干。田地里的农民，丰收时的民谣，祖国母亲：这一切都与我何干?我是个后现代的妇女。我了解结构主义。我丈夫会做大麦粥。那么我为什么会感觉到这种意料之外的情感牵扯?

后门发出咔嗒的声响。安娜回来了。瓦伦蒂娜结束了电话交谈，溜进来跟着大家一起喝彩，拍手时仔细地留意着她那珠光晶莹的手指尖。她满意地微笑着，仿佛这部文学杰作是由她本人写就的。她亲了亲他的鼻子。“Holubchik!”小企鹅。父亲顿时变得红光满面。

随后到了我们回家的时刻。我们一一握手，做吻颊状。这次探访相信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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