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反驳韦尔斯强势的结案陈词，博伊斯告诉我，他决定等韦尔斯一讲完就开始用分配给他的时间作结案陈词。即便这意味着他在午休前仅有一点儿时间，但他觉得是值得的。他为什么不详尽地展示他全部的论述呢？因为他想让法官把关注焦点放在他认为重要的方面，以此削弱韦尔斯的论述的说服力。“我当时是不希望让陪审团成员跟着韦尔斯的思路走的。”博伊斯说。博伊斯将专注点放在确保韦尔斯的结案陈词没有先入为主上。他不得不用道德剧来代替那些只有商业用途而毫无价值的陈述。

“各位陪审团成员，相信今天上午各位已经听到太多的谎言和虚假故事了，”博伊斯向陪审团致意后开始说，“我现在要展示一些证据，我认为你们将看到的是真实的、确凿的、确实存在的证据，与你们今天早晨从这位律师那里听到的是截然不同的证据。”在午休前这45分钟里，他反驳了韦尔斯的几个主要观点，并把他论述的焦点放在信托协议的受益人是谁上，如果说是美国国际集团的话，那么为什么没有任何书面记录材料呢？那天下午，他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最后陈词，并引用了很多韦尔斯引用过的文件作证，以告诉大家被告的陈述和事实有出入。他依旧用他贯穿整场诉讼案的典型的说话风格。他有点憨憨地，不时讲两个笑话，不时对那些他觉得荒诞的地方发笑。这是他的策略，他陈述时，仿佛他们就在他的客厅里而不是在庄严的法庭上。他关注的焦点始终保持在“美国国际集团声称有第二份信托协议，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是难以相信的。他就像讲故事一样陈述。

总结陈词结束两天后，陪审团作出了最终判决：斯塔尔国际公司拥有该信托资金的使用权。博伊斯赢了，他关注的焦点——“为你的财产作跟踪记录”——使陪审团站在了他这边。

保持平常心，全力以赴完成你的工作

“剧情在道德剧中至关重要，”判决过去几周后，博伊斯在纽约的四季饭店休息的时候告诉我，“但是剧情太多就是情景剧了，没有人相信情景剧。我的观点是宁可剧情少点儿也不要太多。这就像《价格猜猜猜》（The Price Is Right）游戏一样，多一分钱则过犹不及，那样你就彻底失败了。”

诉讼的道德剧指的是博伊斯如何找到关注的焦点，如何安排论述，如何把不同的部分融合在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案子中并努力和陪审团成员沟通是一种办法。广义地讲，在压力下如何摒弃其他，如何不分心而全身心投入到关注的焦点上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前面的道德剧中把焦点放在“为你的财产作跟踪记录”是一种方法。但是在压力下关注焦点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无视正在进行的程序。博伊斯从他接手这起案子那天起，就意识到案件的重要性。持续4年的僵持到这起诉讼的最终宣判，期间双方各花费近7 500万美元和1.5亿美元；每次庭审的诉讼费双方就要各自承担30万美元。这是多么大的压力啊！诉讼一旦开始，博伊斯就丝毫不顾虑这些。他只专注于证人、证据、反驳陈词和资料。

如果他老是想着这起或其他案件的重大性，他也曾试过，那样他也会胆怯退缩。“如果你老是想着这些，你的能力就会打折扣，”他说，“接手美国国际集团和斯塔尔国际公司的案子时就要把金额想象成是100万美元的案子而不是42亿美元，因为原理都是一样的。对于小布什和戈尔的案子，你就要想象成不过是一场委员间的角逐。如果你开始退缩，如果你曾说‘我正在为美国网球公开赛服务’而不是‘我在为一场网球赛服务’，那么你死定了。”这是一针见血的看法。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完成任务，而不是想象成功后的光环。

但是4年的光阴并没有那么快就过去。在我们的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博伊斯告诉我，如果他是韦尔斯，他当时会怎么辩护。整场诉讼中，博伊斯把格林伯格塑造成典型的“美国梦”的成功者，引导陪审团成员远离韦尔斯描绘的“格林伯格是个偷了美国国际集团员工钱的小偷”这个观点。当韦尔斯说到格林伯格把斯塔尔国际公司的信托资金投资到哪里时，提到了“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词。显然他是想暗示资金的去向。

“如果我是韦尔斯的话，我会这么开始，‘格林伯格先生，首先我想祝贺您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以我之前在法庭上一贯听到的相同的社会学老师的口吻说，“‘您曾是这个国家商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我说的对吗？’他会怎么回答？‘是的。’然后我会说，‘您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您引以为荣，是吗？’‘是的。’‘您曾是伟大的慈善家，您曾经捐赠过很多钱，是吗？’‘是的。’‘您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诺曼底登陆。您获得了青铜星章荣誉，是吗？’‘没错。’”

“在我的开场陈词中，我会这样说，‘这是一起关于汉克?格林伯格和他的公司的案子。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汉克?格林伯格是一位美国的英雄。这个案子不是关于你是否喜欢他或你是否敬仰他的问题。这是一起关于在1970年汉克?格林伯格和其他人作出创建一个信托协议的决定，决定将该资金仅用于支付所在公司员工的福利的案件。这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举动。我赞许他这次行为，就像赞许他之前的伟大功勋一样。但突然间，格林伯格先生被迫离开他一手创建的公司。这里我并不想谈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我想这其中肯定有原因。格林伯格先生很显然受到重创，我能够理解他被迫离开他亲手创建的公司的伤痛。但是这不是关于你对格林伯格先生是否同情的问题，这是关乎法律的问题。法官也会告诉大家，你必须根据事实证据审判此案。而事实就是，他创建了信托协议却又违背了这么做的初衷。这就好比你身为人父，定期给孩子零用钱，当孩子惹你生气或是顶撞了你，弄坏了你的车子时，你就停止给他们零花钱。但是如果你和这个孩子建立了法律上的信托关系，你就不能说“现在我对你很生气”，然后把信托资金收回。一旦你们有了信托协议，你就作出了承诺，不可以随便收回。格林伯格先生的问题亦是同样道理，他既然建立了信托协议，就要兑现承诺。’”

博伊斯一直好运连连。他的充分准备帮助他早早预测出韦尔斯会采取什么策略。“我不想把他描绘成一个坏人，但是——俄罗斯、中国——这个话题对于纽约的陪审团成员来说不是很好的论点。他们都很国际化，他们也认识很多在俄罗斯和中国投资的人，他们购买的大多数商品都是中国生产的。”

听博伊斯花这么长时间讲述如果他是另一方会怎么做有点儿奇怪。讲着讲着，他停下来，又回到自己的立场上，或许他意识到刚才讨论对方的时间过长了：“跟其他事情一样，总有不同的方式去做。”他略带讽刺地笑着说。

这是另外一场道德剧，以兑现承诺为基础的剧目。他的焦点集中在讲述一个“为你的钱打上你的印记”的故事，并且对他的委托人来说非常有效。在压力下，博伊斯早已做好各种准备随时应对韦尔斯采取的各种方针，但他从不偏离自己关注的焦点。这就是在关键时刻该如何行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