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大叹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在20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太上教授”，妙语惊人

1938年，刘文典到西南联大任教。他主讲《文选》课，常常乘兴随意，不拘常规。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讲到得意处，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一连讲三四个小时，直到5点多钟才下课。有一次，他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他对同学们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7点上课。”大家不解其意。原来，下星期三正是五月十五，他要在皎洁的月光下讲《月赋》。当日晚间，月上中天，学生们在校园里围成一圈，而他就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情景交融，俨然一副魏晋名士风度。此情此境，令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菩萨心肠。”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向来看不起搞文学创作的人。沈从文要提升教授时，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要是教授，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刘文典自称“太上教授”，给人的感觉不够谦虚。但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是国内著名学者之一，又让人不得不佩服。陈寅恪称其为“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

“庄子”自诩，“红楼”击节

刘文典长期潜心研究《庄子》。1939年，他推出10卷本的《庄子补正》，引起学术界的轰动，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地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以陈寅恪当时泰山北斗的地位，这样的评价已经相当了得。对此，刘文典颇感自得。他曾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宣称：“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某人……”

除了《庄子》，刘文典讲《红楼梦》也堪称一绝。有一次，吴宓要讲《红楼梦》，刘文典知道后，也就近找了个教室，和吴宓对着讲《红楼梦》，公然唱起了对台戏。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一个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他从容地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4个大字。他对于“蓼汀花滁”的解释是：“元春省亲游大观园时，看到一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属意宝钗了……”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里开讲，后来因为听课的人实在太多，不得不改为大教室，结果还是不够坐，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在听讲座的人群里，除了百十号学生外，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当年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他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向后排张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暗笑不已。后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可见，吴宓不得不佩服刘文典的讲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