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非常讨厌，”歇洛克·福尔摩斯说，“不过你的考虑是对的，在你妻子的照料下，那孩子很快就会恢复健康。”

“但愿如此。”我回答，接着突然顿住，目瞪口呆地望着他。茶还没送到嘴边，我把它又放回桌上，放得太重，茶杯和托盘差点儿分开。“可是看在老天的分上，福尔摩斯！”我惊叫道，“你说的正是我脑子里想的。我发誓我一个字也没有和你提到过那个孩子和他的病情。你知道我的妻子出门了——那恐怕是你看到我上这儿来而推断出来的。可是我并没有向你提及她离开的原因，而且我相信我的行为举止不可能向你提供任何线索。”

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是一八九○年的十一月底。伦敦正值隆冬，街道上非常寒冷，汽灯似乎都被冻得凝固，那一点点微弱的灯光已被无边无际的浓雾吞没。外面，行人像幽灵一样飘过人行道，低着头，挡着脸。四轮马车辘辘地驶过，拉车的马儿迫不及待地往家赶。我庆幸自己待在室内，壁炉里烧着旺火，空气里弥漫着熟悉的烟草味儿——虽然我朋友喜欢把屋子里搞得乱七八糟——却让我感到每件东西都在它合适的地方。

我拍了封电报，说打算到福尔摩斯这里来，在我原来的房间里住一段时间。我很高兴得到了他的默许。我的诊所没有我也能行。我暂时不需照料家人，只是惦记着我的朋友福尔摩斯，我要看着他完全恢复健康。福尔摩斯故意让自己饿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为了让一个冷酷无情、报复心强的对手相信他已经离死不远。他的计谋得逞了，那个人如今落入了苏格兰场莫顿检察官的铁掌。但我仍然担心福尔摩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认为最好照看他一段时间，直到他的身体完全恢复。

因此，我很高兴看到他津津有味地一边喝茶，一边蘸着紫罗兰蜂蜜和奶油吃一大盘烤饼，还有一大块蛋糕，所有这些都是哈德森夫人用托盘端来给我们俩的。看样子，福尔摩斯确实在逐渐好起来。他舒舒服服地躺在大扶手椅里，穿着晨衣，两只脚一直伸到炉火前。他一向非常瘦削，体格像死人一样单薄，一双犀利的眼睛配上鹰钩鼻更显得锐气逼人，不过他的脸色至少有了一些红润，而且他的声音和举止说明：原来的那个福尔摩斯又回来了。

他刚才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在他对面坐下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刚从梦里醒来。似乎这两年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没有遇到我心爱的玛丽，也没有跟她结婚并搬到肯辛顿的家里，那是我们用阿格拉珍珠的收益买下的房子。我似乎仍然是个单身汉，跟福尔摩斯一起住在这里，分享他追踪和破解一个又一个谜案时的激动。

我突然想到，他大概也更喜欢这样。福尔摩斯很少谈及我在家庭方面的安排。我结婚时他在国外，我当时就想到这恐怕不完全是一种巧合。也不能说我结婚的话题是个禁区，但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不会过多谈论这个话题。我的幸福和满足对福尔摩斯来说是一目了然的，他能做到不嫉妒就已经很大度了。我刚进来时，他问候了华生夫人，但没有再追问更多的情况，我当然也没有主动再说什么，这就使他说的那段话显得更加匪夷所思。

“你这么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个魔法师。”福尔摩斯笑着说，“看来，你不再研究埃德加·爱伦·坡①的作品了？”

“你是指他笔下的那个侦探卢平？”我说。

“他用到一种他称之为推理的方法。按照他的观点，无需说话就能读出某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只要研究他们的举止，比如眉毛的轻轻一挑，就能很容易看透一个人。当时这种观点非常吸引我，但我记得你好像有点鄙视——”

“毫无疑问，我现在付出代价了。”我赞同道，“可是，请你认真地告诉我，福尔摩斯，你真的能从我面对一盘烤饼的反应，就推断出一个你从未见过的孩子的病情？”

“不仅如此，还有更多。”福尔摩斯回答，“我还知道你刚从霍尔邦高架桥回来。你匆匆离开家门，但还是没赶上火车。这也许是因为你目前没有女佣。”

“不，福尔摩斯！”我喊了起来，“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说错了吗？”

“没有，你说得一点儿不差。可是这怎么可能……”

“很简单，观察和推理，一件事揭露出另一件事。如果我解释给你听，你会发现其实都很幼稚。”

“我一定要你给我解释解释。”

“好吧，既然你这么好心地过来探望我，我就只能照办了。”福尔摩斯打了个哈欠回答，“我们先说说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吧。如果我的记忆没出差错，你的第二个结婚纪念日快要到了，是不是？”

“确实如此，福尔摩斯。就在后天。”

“你在这个时候跟妻子分开就很反常了。正如你刚才说的，你决定跟我住在一起，而且不是一天两天，这说明你妻子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跟你分开。那会是什么原因呢？我记得，玛丽·摩丝顿小姐——她婚前的名字——从印度来到英国，在这里没有亲朋好友。她曾在坎伯韦尔当家庭教师，照顾一位塞西尔·福莱斯特夫人的儿子，当然，你就是在那里认识她的。福莱斯特夫人对玛丽非常好，特别是在她需要的时候给她帮助，我可以想象她们俩的关系一直很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