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是英国的，”福尔摩斯说，“虽然那位游客不是英国人。你注意到他写的是粗黑体字，华生。你认为他的目的会是什么呢？”

“掩盖字体。”我说。

“有可能。不过此人从未给卡斯泰尔先生写过信，以后或许也不会给他写，他的字体可以看作无关紧要。卡斯泰尔先生，纸条递给您的时候就是折着的吗？”

“没有。我认为没有。是事后我自己折起来的。”

“线索越来越清晰了。他所指的这所教堂，圣玛丽教堂，应该是在温布尔顿吧？”

“在暖房巷。”卡斯泰尔回答，“从我家走过去只要几分钟。”

“这个行为同样缺乏逻辑，您不认为吗？那个人想跟您说话。他把表达这一愿望的纸条递到您手里，却并没有说话。一句话也没说。”

“我猜想他希望跟我单独谈谈。过了一会儿，我妻子凯瑟琳从家里出来了。她一直站在餐厅里。餐厅朝着车道，她看见了刚才的事情。‘那是谁？’她问。

“‘不知道。’我回答。

“‘他想干吗？’”

“我把纸条拿给她看。‘肯定是想要钱，’她说，‘我刚才在窗口看见他了——一个相貌粗野的家伙。上个星期公共用地有一些吉普赛人。他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埃德蒙，你千万别去和他会面。’”

“‘你不用担心，亲爱的，’我回答，‘我并没有打算去见他。’”

“您向妻子做了保证，”福尔摩斯轻声说，“但您还是在指定时间去了教堂。”

“确实如此——我还随身带了一把左轮手枪。他不在教堂。教堂管理不善，冷得要命。我踏着青石地板徘徊了一个小时，然后就回家了。从那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也没有再看见他，但是我怎么也没法把他从我脑海里驱赶出去。”

“您认识这个男人。”福尔摩斯说。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您说到点子上了。我相信我知道此人的底细，不过必须承认，我不知道您是怎样推理，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福尔摩斯回答，“您只见过他三次。他提出见面，却没有出现。从您的描述来看，此人没有对您构成任何威胁，可是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您是因为焦虑不安才来到这里，而且您必须带着手枪才敢去见他。另外，您还没有告诉我们低顶圆帽的意义。”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知道他想要什么。他竟然跟踪我到了英国，这令我震惊。”

“从美国？”

“是的。”

“卡斯泰尔先生，您的故事充满趣味，如果您的歌剧开演前还有时间，或者，如果您同意放弃序幕，我认为您应该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告诉我们。您提到一年前去过美国。您就是那时候见到这个戴低顶圆帽的人的？”

“我从没见过他，但我是因为他的缘故才去那儿的。”

“你不会反对我把烟斗装满吧？不反对？那么，把我们带到过去，跟我们说说你在大西洋彼岸的经历吧。我本来以为画商不是那种给自己树敌的人。但您似乎恰恰相反。”

“确实如此。我的仇敌名叫奇兰·奥多纳胡，我真希望这辈子没听过这个名字。”

福尔摩斯伸手去拿那只装烟草的波斯拖鞋，开始填他的烟斗。与此同时，埃德蒙·卡斯泰尔深深吸了口气，讲了下面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