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我的名字您已经看到了，是埃德蒙·卡斯泰尔，我的职业是画商。我有一个画廊，卡斯泰尔和芬奇画廊，在艾比马尔街上，已经营业六年。我们专营大师的作品，主要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庚斯博罗、雷诺兹、康斯特布尔和透纳。我相信他们的画作对您来说并不陌生。这些画售价很高。仅仅这个星期我就卖了范戴克的两幅肖像给一位秘密客户，总价为两万五千英镑。我们生意做得很成功，画廊兴旺发达，虽然周围的街面上出现了很多新的——可以说档次较低的画廊。这么多年来，我们为自己树立了严谨、可靠的名声。画廊的客户中有不少贵族，我们看见自己画廊卖出的作品挂在全国最气派的豪宅里。”

“您的搭档是芬奇先生？”

“托比亚斯·芬奇比我年长许多，但我们是平等的合伙人。要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就是他比我更加谨慎和保守。譬如，我对欧洲大陆的一些新作品有浓厚的兴趣。我指的是被称为‘印象派’的那些画家，如莫奈和德加。就在一星期前，我得到一幅毕沙罗的海景作品，我认为非常漂亮，色彩丰富。然而我的合伙人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坚称这样的作品只是一片模糊的色团。确实，有些景物近距离看很难分辨。我设法说服他，让他明白自己没有抓住关键。不过，我不想高谈阔论艺术，让两位绅士厌烦。我们是一家传统画廊，应该，至少目前，保持着我们的风格。”

福尔摩斯点点头，说：“请继续。”

“福尔摩斯先生，两个星期前，我意识到自己受到监视。我的家宅名叫‘山间城堡’，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一侧，不远处的小路尽头是一片救济房屋，那就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家宅周围是一片公共用地，从我们家的更衣室能看到村里的绿地。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在更衣室里，突然意识到有个男人抱着双臂、叉着双腿站在那里——他一动不动，很是反常，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离我太远，看不真切，但我能看出他是个外国人。他穿着一件长长的带垫肩的男士大衣，那款式肯定不是英式的。其实，我去年去过美国，要让我来猜，我会说他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不过，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还戴着一顶帽子，一顶有时被称为奶酪刀的低顶圆帽。至于我震惊的原因，我很快就会解释。

“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这顶帽子和这个人站着的姿势。我感到惶恐不安，我敢发誓，即使是个稻草人，也不可能比他静止得更加彻底。那时候下着小雨，从公共用地刮来一阵风，但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睛盯着我的窗户。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眼球黑亮，似乎能一直看到我的心底。我凝视了他至少一分钟，也许还要更久，然后下楼去吃早饭。不过，在开始吃饭前，我派洗碗的男孩出去看看那个人是不是还在那儿。他已经不在了。男孩回来告诉我草地上没有人。”

“真是咄咄怪事。”福尔摩斯说，“但我相信，‘山间城堡’是一座漂亮的住宅，到这个国家来的游客可能觉得它值得好好观赏一番。”

“我也是这样告诉自己的。可是几天后，我第二次看见了他。这次是在伦敦。我和妻子刚从剧院出来——我们去了萨伏伊剧院——就看见他站在马路对面，还是穿着那件大衣，戴着那低顶圆帽。我本来不会注意到他的，福尔摩斯先生，可是他像上一次那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来来去去的人群绕过他的身边。他就像湍急水流中一块坚硬的磐石。很遗憾，我没法把他看清，他虽然选了一个路灯很亮的地方，但灯光在他脸上投下的阴影如同一道面纱。也许这正是他的意图。”

“您能肯定是同一个男人？”

“毫无疑问。”

“您妻子看见他了吗？”

“没有。我不愿意提这件事，以免让妻子受到惊吓。我们的马车等在那里，我们立刻就离开了。”

“非常有趣。”福尔摩斯说，“这个男人的行为毫无道理。他站在村庄绿地上，站在一盏路灯下。一方面，他似乎想方设法让别人看见他。另一方面，他却并没有企图接近您。”

“他接近我了。”卡斯泰尔回答，“实际上就在第二天，我回家很早。我的朋友芬奇在画廊里，把塞缪尔·司各特的一批绘画和蚀刻编入目录。他不需要我的帮助，同时我仍然为两次看见那个男人感到不安，因此快到三点钟时，我就回到了‘山间城堡’——幸亏我这么做了。那个无赖居然又来了，正朝我的前门走去。我大声喊他，他转过身看见了我，立刻拔腿朝我跑来。我以为他肯定是想来攻击我，甚至想举起手杖准备自卫。但是他并没有使用暴力。他径直走到我面前，我第一次看清了他的脸：薄薄的嘴唇，深褐色的眼睛，右边脸颊上有一道青紫色的伤疤，似乎最近中过子弹。他刚喝过酒——我能闻到他嘴里喷出的酒味儿。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一张纸条举起来，塞进了我手里。然后，没等我拦住，他就跑走了。”

“那张纸条呢？”福尔摩斯问。

“我带来了。”

画商拿出一张折了四折的方纸，递给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展开。“华生，劳驾，把镜子递给我。”他说。我把放大镜递到他手里，他转向卡斯泰尔，问道：“没有信封吗？”

“没有。”

“我认为那是最关键的。不过让我们看看……”

纸上只有九个粗粗的黑体字。

圣玛丽教堂。明天。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