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沙皮厂高级国民小学

设在北门内沙皮厂的附属高小是后来被命名为“四明中学”的附属小学。我是个走读生，在诸暨来的王老师等的指导下，勤奋学习，智力提高得较快。这或许不是夸大，有许多小孩子的记忆力高于在这方面著称的成年人，我把《旧约》中有趣的故事连姓名、地名记得很多。在毕业时我还得了“宗教”课的优秀奖金。小学马校长独具慧眼，曾来到我家三次恳求我母亲放弃她顽固不化的决定让我升学。他一次又一次被似乎是铁石心肠的母亲拒于门外。

“不做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我相信基督，我们也是人。”母亲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地回答这位诚挚非凡的校长先生，天气特别炎热，马校长冒着盛暑一次又一次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母亲读过罗马字拼音的《圣经》，她掌握了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但没有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准则的能力，这不能怪她。信仰是教条的支柱，在我母亲身上始终存在。可是马校长却不是这样，他的信仰首先表现在他的行动上而并不表现在他判断的内容上，这是同为虔诚的基督徒的马校长与我母亲之间的根本区别。

马校长在多次失败之后第四次来到我家里。那天我母亲正在后房灶间里洗澡。马校长恭敬地守候在门口，坚持要我母亲作出让我升学的决定。

“中学校长樊正康先生已答应给你儿子免费，再不答应，我就守候不走，我等着你！”先生寸步不移。我母亲这次被这种虔诚的意志和决心感动了，软了心肠。

后来她跟父亲说心里话：人家那么大的一位先生，守在我一个女人洗澡的门口，就像圣经所说的“你要饼，难道我反而给你石头吗？你要鱼，难道我反而要给你蛇吗？”她终于放弃了与人为敌的偏激和赌气。

当时我没有选择。我崇敬母亲的转变，可是我更倒向父亲——他始终表示缄默。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如果一定要我作出抉择，也许也还是缄默。后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都像我的父亲一样，我的决定不取决于我自己的判断，而是把最后判断权交给我所信任的人或人们。这是父亲对我影响的证明。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韧性和勇气，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像我的父母亲一样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潜移默化的传统。他们从不曾失掉给予后人生活生命以意义、色彩和美丽的品质。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还能保持朝气、胆量与乐观，这种性格正源自世代血脉的遗传与童年的熏染。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童年。我从1911年到1923年所度过的岁月，当然比不上我儿子昨天的日子，更不能与我的孙儿同日而语。我在那段时间里走过的道路不消说是艰难黯淡的，但我不可能忘记众乡亲们像我父母一样对我的热情、爱护和期待。他们注视着我的明亮的目光，仿佛是黑夜中满天繁星的缕缕闪光，激励着我在奔流汹涌的潮流中畅游，是他们的诚心与祝愿保佑着我安全地到达彼岸。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起早睡晚，安分守己，不自夸，不张狂，不做违心的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等无可比拟的美德对我的恩泽。它对我的影响决不像微弱的星光，等那太阳东升之时，必归于无有，消失于渺渺天空之中，在我的心灵中它是永恒的，从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