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华学子的使命

当我进清华之前十年，有几位清华前辈访问当时在清华国学研究所任教的梁任公先生。向他请教：“清华学生所负担的使命是什么？”梁公的回答很能说明当年在青年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也能说明我所苦思的问题，故我录之以飨读者。任公答曰：

“美国物质发达，她是时代的骄儿，她的经济毛病最重。我们中国现在物质方面是很落后的。我们大家都在大声疾呼提倡实业，然而实业发达后结果如何，我们也要仔细想想。我们在发达物质生活以前，一定要资本；我们移植西方的资本主义来，到底是不是个办法？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蹈西方的覆辙，然则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移植么？如此我们的物质方面便是不发达，也是药不对症。美国所犯过毛病最大，所以影响到一切。她的教育过于机械，实利主义太深了，所以学校教学生总是以‘够用了’做标准。只要够用便不必多学，所以美国的学问界浅薄异常，没有丝毫深刻的功夫。因为实利主义太深，所以时刻的剖析异常精细，如此好处自然有，我现在不必多说，而他坏的方面就是个‘忙’字……这种实利主义的又一结果是将人做成一部分的人；我们中国人做人向来是做一整个的人的，他固然有混混沌沌的毛病，然而只做部分的人，未免辜负上帝赐予我们每人应享有的‘一个人’的生活了。我以为清华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通融洽，应当融合东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而做宣传者。”

梁任公先生在1923年向清华同学说的这番话，直到1983年才成为我前进的方向,整整六十年我做的是“一部分的人”，到现在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个人”的生活，虽然我时刻提倡要做个“真正的人”，也就是美国学者伯尔曼所说的“整个的人”，去思考去感受。看来，我经常向年轻的访问者谈“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仍属皮毛之见。其实，“做人”和“做学问”是统一的。

在我即将毕业的那一年，前清陈宝琛太傅的孙子在奔丧返校后向我们讲述了他祖父在弥留之际向他的儿孙们所说的一句话，对我的影响极大。

“你们中间有本事的就去做点科学研究，没有本事的就去做点小买卖，千万别做官。”这句话，直到现在还在我耳边响着，使我受用一生。

虽说我以“文官制度”为专业，尽管我曾一度涉足国民政府，然而我却从未有从政或做官之意，并从未陷入于这诱人的境域。

《圣经》记载说，魔鬼又带他（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罢。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两者的界限在实践中往往模糊不清。毕业时在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由前辈推荐到研究机关里从事有关专业研究，比如说到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所或是资源委员会的经济研究所，一条是留在清华当助教。有幸是大学最后一年来了位新老师——沈乃正先生，他是老清华出身，回国后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后来又在内政部任职。他来清华时，既有学术知识，又有实际经验，教的是市政府与市行政两门课，他比较注重实际和中国的问题。在他一年的教学过程中曾邀请兰溪和江宁两个模范县的县长到校作过介绍，使我萌生过毕业后的“县长梦”。那时我一心想改革内政，而从“弱国无外交”的说法出发绝不考虑学习国际法。国际法教授用英语授课，讲他多年的现成讲义，一点也引不起我对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一类课程的兴趣，而对地方政府的施政改革寄予了极大的热情，这样就和沈老师产生了专业上的默契，并为毕业后做他的助教树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