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想当助教，安身立命

清华学生（不分前后）和他校学生不同之点，只在“机会”上面。当时的中国，凡清华学生，不论是以前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1—1928年）的，还是以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1928—1937年）的，以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1946年）的学生，个个都有受最优秀教育的机会。在旧中国，有这种机会的人不多，也正因为如此，清华学生所负的责任也和他校学生不同。凡清华学生都自认负有较重的责任，这种心理表现在每一个清华园人的脸上。

但什么是“我们的责任呢？”这个问题从清华学校成立起就被提出来了。最大胆的回答要算罗家伦校长的说法了。

他曾说过：“清华学生，个个都有当领袖的责任。”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狂妄，但在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倒是一句老实话。社会学系吴景超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也自命不凡，有些“当仁不让”的气概。在这种困难连年不断的时候，我们不预备出来当领袖还等谁呢？

我想当年默默地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一定不少的，只不过说不出口或不说出口罢了。但也有人认为清华学生的多数，归于“糊涂和无知”一类，有此看法的，前有吴景超先生，后有蒋廷黻先生两位。

吴景超先生认为，清华学生个个有当领袖的可能，却无当领袖的必能；同时他又认为，清华学生多数糊涂是事实，但又非牢不可改的。他说：“领袖是我们的希望，糊涂是我们的障碍。打破障碍，对着希望努力，便是清华学生安身立命之路。”

我想，我是吴老师所说的“糊涂”人之一吗？对“糊涂”二字，是怎样解释的呢？吴景超先生以为清华学生，凡是下列条件之一的，都可目为“糊涂”。他分析说：

“第一种糊涂的人便是无志向。他们在清华读了几年的书，还不知道读书到底为什么。一天天只是迷迷糊糊过日子，过了一日又一日，过了一月又一月，问他在清华学了些什么，他回答不出来，问他毕业后学什么，他也许回答学经济，也许回答学工程，但他哪知道经济和工程所研究的对象！不过快毕业的时候，请教他的朋友，朋友叫他学什么，他就去学什么。或者听到哪里容易学，哪样学毕回来有事做，就去学哪样。这样的人到社会上去，还不到受人驱使的资格，更不用说当领袖了。”这段话在一定范围内对我也不是完全不适用。我去学公务员任用制度就是认为那个制度比议会制度、政党制度等容易学，后来留学也是应学校当局的规定去学习，自己并无明确的志向。

第二种糊涂人，便是无自知之明的人。怎样叫不自知呢？吴先生解释说：

“自己无文学的天才，却要学文学；没有审美的能力，却要学美术；算学不好学工程；性情不好学医术……这都是由于没有审查自己，考察自己所致。本来世间没有事事皆长，或一无所长的人，人各有所长也有所短。成功的人在能用其长，藏其所短。失败的人在暴其所短，抑其所长。所以，失败的人从这点看去，也可说是糊涂的人。这样的人到社会上去，只是供人驱使，当领袖万难胜任而愉快。”

对照自己，我倒有“自知之明”。干实际政治是我之所短，所以我一辈子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连学生的政治活动也从不参加。1935年大规模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兴来时，我又离开了清华，去到南京实习；1944年西南联大发生学生爱国运动我也于早些时候离开了昆明，甚至早于那时就发表过“谈实际政治”，在理论上阐明为什么参加实际的政治是“枉费心机”……另一方面，我确有“学政治”——以教政治学为职业——之长。因为实际政治不讲“逻辑”而讲“实利”，而政治学则需要有严密的逻辑能力和极丰富的敏感性，既要有热心关注全面公共事务的激情，又要有冷如冰霜的理智和合乎直觉的分析能力。我充分地利用了我的敏感、直觉、坦诚等性格，以冷静的头脑去规避政治现实的残酷，以激情去追求理想政治的轨道。在实际政治方面既不见成效，也未被打倒；而在研究政治方面多少做了些介绍和翻译先进知识的学术工作。自我感觉，我所选择的专业和所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乃是我的兴趣，直到现在还能继续而未中断，足以说明我已克服障碍达到了一定程度。我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就时时留心，考察自己，审查自己，察出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确信无疑，便选择一门学问来发展它，更新它。吴先生说得好：“现在能察到自己的长处去发展，而且诚恳无怠无荒去发展的人，将来到社会上就是领袖。”所谓“领袖”，在学术上就是带头人或牵头人或一门课题的主持人。如果只把国务总理或总司令当作“领袖”，那未免太势利太褊狭了。

但在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我所追求的一门学问，是所有学问中最难的一门，它涉及当权者的根本，无时无处不能不受它的制约，尤其在中国，以权统帅一切的政治的国家，对于一个无权的学者来说是如何的困难了，我永远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得十分明白。不过不要紧，我还有年华，我还有时间，我更有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