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资本扩张，需要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在重庆形成产业集群。所幸的是，在21世纪初重庆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补课的时候，世界已经进入产品的相对过剩和资本的相对过剩时代，中国也已经走出了钱纳里经典发展模型的“双缺口”，变成了“双过剩”——对内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过剩，对外支付手段即外汇的相对过剩。

与金融资本相对过剩相伴随的，是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相对过剩。

懂得经济常识的人们都知道，在三大资本都普遍进入相对过剩的条件下，稀缺的不是资本，而是资本进一步扩张以缓解过剩的题材。重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恰恰带来了三大资本的集聚效应。这种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体现为：在区域内部，通过城市规划和硬件建设形成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并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税收和信贷环境；在区域外部，打造连通国内外的交通，并利用国家给予的政策优惠吸引外资。这就在内外两个层次和软硬两个方面营造了产业增长的环境。

重庆的产业发展导向主要表现为“两个协同增长”：大型外资企业与民营中小企业协同增长，产业链各环节在区域内的集聚和协同增长。这两个协同增长，不仅有利于借鉴浙南模式的“块状经济”，也改变了中国沿海地区愈益普遍化的“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变成了“一头在外”的准一般贸易模式，使得其持续增长动力相对于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更为持久。

（1）大型外资企业与民营中小企业协同增长。重庆资本扩张中的外资扩张是最引人注目的。2009年8月起，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厂商惠普公司开始落户重庆，2010年初正式投产，来自台湾的国际IT业代工巨头富士康、英业达、广达，以及国内外上百家零部件配套企业也相继跟进落户。

这个被表述为“1+3+100”的产业带动模式，将显示出巨大的资本积聚效应、财富创造效应和高薪就业效应。重庆引进外资的规模在“十一五”期间由2007年的10亿美元扩大为2010年的60亿美元，预计2012年将达到100亿美元。未来三四年内，这个信息产业集群将形成近1 000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年均5 000亿元到6 000亿元的销售值，占重庆工业产值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至“十二五”末，重庆的笔记本电脑预计产能8 000万台，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基地。

而重庆高端外资进入的特点不止如此：其一，惠普、广达以及英业达在签约时都承诺将研发中心放在重庆，使重庆成为其第二研发总部；其二，重庆与惠普还达成协议，将惠普的亚太结算中心放在重庆，这不仅会带来数亿美元的结算环节税收，也会带来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的大量高薪就业岗位。

与外资扩张相伴随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积极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这会带来更为持久的资本集聚效应、财富创造效应与一般就业效应。

由于重庆的公共建设支出主要依靠一般预算外的基金收入和国有投资集团的投融资运作，极大减轻了一般预算内收入的支出压力，因此，重庆有条件采用较低税率亲商养商，增加资本扩张的可持续性。

事实上，重庆一直执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所允许的15%的较低所得税税率，而许多西部省份迫于财政压力早已放弃这一优惠，恢复全国通行的33%税率。同时，依照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2010年年底的介绍，重庆市还采取措施积极发展担保公司、小额贷款、私募股权基金（PE）、信托、风险投资和金融租赁等形式的非银行信贷业务。截至2010年9月底，重庆银行中小企业贷款余额68.49亿元，较年初增加33.3亿元，增幅94.6%，超过全行贷款总额增速（15.2%）79.4个百分点；贷款客户数为5 093户，比年初增加668户，增幅15.1%。［32］

在政府减税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支持下，重庆市的私营经济增长迅速，近5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7.6%，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也提高到49%。［33］

此外，重庆市还出台政策扶持“微型企业”的发展。“微型企业”重点支持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自主创业。对“微型企业”，重庆市政府不仅提供税收返还、银行贴息贷款和无抵押担保，而且还用财政无偿为其注入30%~50%的资本金。截至2010年11月中旬已有3 182家微型企业注册运营。首批创办微型企业的人员包括：大中专毕业生685人，下岗职工1 028人，返乡农民工617人，“农转非”人员296人，残疾人104人；总计就业人员21 678人。［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