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放弃在香港的学业，来到杭州读书。我大学的四年光阴，是目睹内地社会巨变的光阴。初来杭州时，我真是爱极了这里，立志要在这里定居。可是，当我毕业时，杭州的房价已经涨到几乎可以和香港比肩的程度；而在杭州工作的收入，却远远低于香港。加之对内地的升学、就业、文化、舆论、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考虑和担忧，令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要不要留在内地这个问题。

不仅是我有这样的困扰，我的同学、朋友同样如此： 忍受蜗居、蚁族、考研等种种的压力，抗争、忍受，生活、奋斗。我的一个同学，在毕业后不到一年时间就意外身亡了——他是蚁族，住在农民房里，因劣质的电热水器漏电触电身亡。一想到身边不知道还有多少和我一样的同胞，如此华丽的年龄，如此弱小的肩膀，却要扛起如此沉重的担子，我真是欲哭无泪，觉得一定要做点什么。

2009年末的一天，我和周为筠兄闲聊时，不知怎么说起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香港早已经历过。”由此，我便产生了一个想法，写一本让香港人作为“过来人”，给大陆同胞提供一些经验的书。

香港在文化上的地位，实在太为人所忽略了。谈起文化，人们往往只知有大陆和台湾，香港则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十分尴尬。但实际上，绝对不能轻视香港。王德威、陈平原、许子东三位教授合编的文学论文集《一九四九以后》中说： 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三江分流，大陆一支、台湾一支，其中的交汇点，就是香港。文学上如此，文化上更是如此。香港以其包容、开放的精神，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化要塞”。在诸多描写香港的文字中，龙应台教授的视角颇为独特。她赞美香港人面对所有事物，从来不会一拥而上： 

香港却一直是一个分众社会，由无数个小圈圈组成，圈圈之间相当疏离。以英语思考的精英和大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有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知识精英和街市里买菜卖菜的湾仔小市民之间，好像互不相干。湾仔的小市民和深水埗的大陆新移民之间，俨然又是两个世界。商人主宰着社会政策，却又和所谓社会有深深的鸿沟。水静，才能流深，香港却一直处在浮动的历史中。中国一有战乱，人就涌进来；战乱一过，人就流回去，或者，稍做不得已的停留，然后奔往更向往的西方。太多人将这里当做跳板或客栈，无数的移民流出去，又有无数的难民流进来；移动中的“分众”一直没有足够长久的历史时间沉淀，“练习”互动，从而变成有共识的“大众”，有默契的集体。殖民者为了统治的便利，更不会乐意去培养一个有共识、有默契的民间社会。

在龙教授的笔下，香港的价值跃然纸上，她说香港人“冷”。我理解的“冷”，不是“冷漠”而是“冷静”，客观而公正，见过大世面： 做过“亡国奴”，唱过“狮子山”，当过暴发户，不再有卖弄的“雅兴”。有了这样的了解，就更坚定了我创作的信念。

当然，这一想法实行起来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后来又经过了多次修正。譬如，我曾想过自己去翻阅大量关于香港社会发展的材料，写一本历史随笔；也想过，由我来主编，拟出题目，请香港的年轻朋友来写。但是，这些想法都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而一一被自己否定了，最终选择了一种最直接的方式——访谈。

访谈对象的选择标准有三点： 第一，名人，因为名人大多见多识广；第二，要对内地和港澳台地区情况都十分熟悉；第三，不必仅限于年轻人，如培根所言，年少者多激情，年长者多经验，“激情”和“经验”都是我们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