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香港政府能做到“文明拆迁”？　■

许： 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在香港，闹得再激烈，最后还是不会闹成血案；但是在内地，却很容易起冲突？

邓： 因为香港人从整个社会来说，大家比较不愿意冒险。这是“难民社会”的其中一个创伤，大家都是“走难”下来的，保命最重要，对不对？人民就是这么想的。而从政府方面来说，他们到底还有一个所谓“西方民主社会的基本训练”，要是很多人来反对你，你的政府的“合法性”会有危机，是一件很羞耻的事。香港政府有一点点这样基本的羞耻心，但是和法国、德国没法比，也只是一点点而已。

许： 2010年9月9日，香港这边拆紫田村，没有发生暴力事件；第二天，9月10日在江西抚州拆迁，又发生了自焚事件。拆迁队进那些村子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跟居民说：“你们不要以卵击石啊，没用的！”在香港，“以卵击石”有用吗？

邓： 也没用，只不过是文明一点的暴力。他们的逻辑是，一开始就给你绝对的实力的对比。好比说，我要拆六个人的房子，我这边有300人，它在“开打”之前，不战而屈人之兵，我根本就不用跟你打，因为你站在这儿就知道你输了，怎么还会开口跟你说“不要以卵击石”呢？你要开口说这句话，肯定就是我跟你的差距不太大嘛。我不知道内地政府有没有想过要避免冲突，香港很多冲突都是避免掉的。所谓“文明”，就是“施暴”间接一点；要是太直接就会死人，那到底还是难受。这是整个政府的“习惯”问题，他们要治理好这个地方，民意不能够太过低。对于他们来说，民望是一种要照顾的东西，如果他们民意的支持太低的话，虽然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但是面子上过不去。

许： 你说香港人不太愿意冒险，那是不是每一次基本上还是老百姓让步？

邓： 也不一定，永利街最终就保留了一部分。但是那时候，他说永利街不拆的同时，有一个很可怕的条例通过了，那就是《强行拍卖条例》。这个条例降低了强行拍卖条件，举例说，以前一栋楼有十户人家，政府收了九户，就可以牺牲掉十分之一人的利益，强行拍卖整栋楼；但是这个条例将标准降低到八成，也就是说，有两成业主的利益要被牺牲掉。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永利街保住了，但是另一方面，会有更多的业主陷入到这个危机里头。

许： 永利街保住是不是跟《岁月神偷》也有关系？

邓： 当然，和《岁月神偷》有很大关系，也和之前整个文化保育的风潮有很大的关系。《岁月神偷》是一个意外。

许： 你之前说年轻人参与到“保卫菜园村”这件事情里，你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轻人参与进来。那么，你有没有想过究竟是为什么？

邓： 是年轻人对资本主义生活的一种反驳和反动。怎么说呢，其实过去香港的年轻人都很乖的，乖乖地念书、上学读上去，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慢慢往社会上游爬。但是近年好多人发现，乖是没有用的——你听话也没有用，不听话也没有用，都是没有机会。所以，他们就借助菜园村事件来发泄情绪。

许： 最近很多人都谈到“社会结构僵化”的问题，年轻人根本没有机会上得去。但是，我有一次被老一辈人问到，他觉得城市要发展，拆迁是必需的，他就搞不懂年轻人为什么要去反抗。

邓： 大家经历不同。

许： 我的回答是： 你有没有去看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面有八个字： 可以原谅，不可遗忘。就算我们承认“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可以“原谅”，但是我们不能“遗忘”一些老的东西，我们的抗争就是表示我们不愿意“遗忘”的一种方式。到最后，要拆的还不是拆了，天星码头也拆了。但是，你们必须允许我们去表达不满。

邓： 可以说得通。但是我们，要抗争就来真的嘛，没有想着要让他们拆啊，文明没有“必败”的决心，我们是想胜利的。

许： 你有没有参与到“保卫菜园村”的运动中去？

邓： 菜园村那个运动我参与得比较少，我介入的主要是天星码头、皇后码头的保卫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