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道长在内地出版第一本书： 《常识》。《常识》自1月推出，3月就卖出了十万册，到6月，卓越网上竟然卖到断货。我没有确切的数据，但听说道长于稍后推出的《我执》一书，卖得比《常识》还要好得多。在这图书业的“寒冬期”里，这不得不算是一个奇迹了。以至于有香港媒体把这一现象命名为“梁文道现象”，我则将2009年称为“梁文道年”。

接下来的一年里，道长参与的各种活动也是多如牛毛，不断现身各种场合“谈书论道”。关于活动现场的盛况，马家辉曾在专栏中这样写道：“梁文道前两个月在季风举办过一场签书会，出席群众太多了，从地面排队挤站到三楼，不仅占住了书店的卖书空间，更把书店地板压坏了，热烈情绪跟阿Rain到北京开演唱会不遑多让，粉丝秩序接近失控，把书店负责人吓怕了，担心在此流感恐慌期再聚集人潮，分分钟出事，乃亮红灯，容后再议。”马哥说的是2009年3月份在上海季风书园的签售会，那次活动我也在现场，真实情况虽不如他写的那么夸张——“把书店地板压坏了”——但人头攒动，确是蔚为壮观的，我的鞋都差点挤掉了，也差点和推撞我的人起冲突。

同年6月下旬，道长应邀来到杭州，在枫林晚书店做了一场演讲——就是那场被讹传为“韩寒是下一个鲁迅”的著名演讲。演讲当天，虽是晚上，但气温也有40摄氏度。在书店百余平米的演讲厅里，两百多号听众济济一堂，各种运动和呼吸，使气温起码又升了四五度。由于条件简陋，没有空调，听众们只能边“蒸桑拿”，边听演讲。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粉丝们还是坚持把将近两个小时的演讲听完了。

再见到道长是半年后，厦门。那天他一下飞机，就匆匆赶到厦门“外图书城”签售。原定一小时的签售活动，又延长了足足一个小时，眼看排队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最后在道长的强烈要求下，主办方才不得不强制停止，不准再加入排队。

2010年“世界读书日”，道长又一次来到杭州。这次来是应了当地一家媒体的邀约，到下沙大学城做演讲，又遇到相同的“麻烦”——粉丝太多，签名又排长龙。由于是在大学做演讲，学生们的情绪又格外高涨，不签到名就不肯离开。

孔老夫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道长就是那种能把“文”和“质”拿捏得特别好的人，所以才能拥有那么多的粉丝。细想一下现在的世界，要么长相出众，要么言论出格，要么举止出位，否则，真的是很难成为“偶像”的。但是，道长仅凭他的理性、礼貌，凭坚持不懈普及“常识”，就能得到这么多的拥趸，实在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我约他做访问，他二话不说立刻答应，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我。但是，在我和他对话“粉丝”这个话题的过程中，令我诧异的是，他竟然说出“如果可以选，我宁愿没有粉丝”这样的话！我知他一定没有对粉丝的恶意，所以向他请教原因。不出意料，他的回答果然很“佛教”。

道长讲话的风格，是不太喜欢跟人分享他的个人经历，喜欢就事论事，用各种比喻来把问题讲清楚。他讲话，还有一种古希腊的范儿，喜欢不断地“设问”。

最典型的“道长式”语言是这样的——“今天的中国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几年我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他的说法我始终觉得有些蹊跷。什么蹊跷呢？就是……”你别小看这种讲话方式，里面可有大学问。

这种“设问”的讲话方式，是古希腊沿革下来的一种“优良传统”，在讲者提问和自我作答之间的空当，能够暗示并带领听者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听这种讲话方式的人说话久了，你自然而然也就变得爱思考、会思考起来。

道长是佛教徒，是香港“文化教父”，是“文化百足”，是“香港中文大学有史以来读书最多的学生”。借用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的话来说： 他自己是“浅薄”，许子东是“刻薄”，而梁文道，则是“渊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