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务本重农 减免租税

刘邦登基后，约法省禁，减轻田赋税率，“什五而税一”。汉惠帝时，下令“减田租，复十五税一”。 汉文帝二年(前177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进一步降低田租的税率，按“三十税一”征税。从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后共62年间，农民赋税负担是有文字记载税率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轻的。从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汉以后2000年间绝无仅有。直到2170年后的“本朝”，才又一次免除农业税。

汉代的赋税政策最能体现中国本土经济学“德本财末”、“藏富于民”、“民富国强”的主旨，在赋税征收率异常低的情况下，竟然真的能够国富民丰。《史记·平准书》载：“继以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辱焉。”

景帝为文帝“善继人之志”的孝子，继承了文帝反躬自省、务本重农的德行。公元前一四二年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3．体念民生，抚恤孤寡

公元前177年9月，汉文帝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汉文帝推己及人，取消连坐之刑，下诏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仁者爱人。文帝体念“弱势群体”的生活艰难，又下诏振贷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并特别规定：“八十已上，月赐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赐帛、絮。赐物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

班固在评论文景之治时引用孔子之言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三、贞观之治：屈己从谏 力行善政

今人的一大弊病，就是容易以为今日时代比较古代为进步，至少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殊不知在观念德行上，恐有不如祖上清净自守处。清乾隆皇帝为《贞观政要》作序时说：“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唐史臣吴兢类辑君臣问对、忠贤诤议，荟萃十卷四十论，治道之要，尽在是编，盛唐气象，如睹目前。本节仅类举几件唐太宗的君臣言说，与诸君共印证之。

1．自思君道 修身养性乃治国之根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 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2．贤臣直言 德厚怀仁乃安国之本

贞观十年，魏征疏曰：“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3．医道与治道同源 一理贯通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4．任土作贡 不准劳扰更民  

贞观二年，太宗谓朝集使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庭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意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5．拒收弑逆朝贡 正不染邪

贞观十八年，太宗将伐高丽，其莫离支遣使贡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谏曰：“莫离支虐杀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兴兵，将事吊伐，为辽东之人报主辱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遗鲁君以郜鼎，桓公受之于大庙，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百官象之，又何诛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置诸大庙，其若之何？’夫《春秋》之书，百王取则，若受不臣之筐篚，纳弑逆之朝贡，不以为愆，将何致伐？臣谓莫离支所献，自不合受。”太宗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