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灰色收入缺乏公认的明确的界定与规范，贪官常常利用”灰色收入说“规避责任。从官员的自我披露中，其”灰色收入“状况才露出冰山一角。

原合肥市委副书记许道明、原合肥市商务局局长江黎夫妻俩，2008年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受审期间，也曾大曝官场”潜规则“。许通明说：“不算购物卡，光是计划生育奖励，每年有三四千元，外贸每年几千元，郊区区委办、市委办公室不在工资表上，可发不可讲的，每年少说也有几千元。

逢年过节每个部门都能给个千儿八百的。“2010年2月，震动全国的文强案进入最后的审判阶段，文强对于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提出异议，”灰色收入部分认定太少“。

公诉方称他在担任公安局副局长的十多年时间里，红包收人只有2．4万元。文强说，”远不止这些“，全局几十个下属单位送的礼金一年就有四五十万元，几年下来也不少。

文强强调自己”灰色收入“被算少，与许道明、江黎夫妇大曝”灰色收入“很多的说法异曲同工，均期望通过钻法律的”空子“，最大程度规避自身责任——法律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灰色收入“这个概念意味着并不违法。

除此外，有的官员们还利用手中权力、官场潜规则获取各种各样的好处，办各种各样老百姓想办却比登天还难的事。比如，用公款出国旅游、搞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拿回扣，写条子让亲友小孩入名牌幼儿园、学校等等。诸如此类现象，有的已经搞定，有的被曝光搞不定，还有的先搞定后被查处，又将吃进去的吐了出来，不管怎样，这些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化了人们的对权力的认识。

其实，当官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独中国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2010年3月30日，《现代快报》报道：叶利钦自传揭示特权阶层生活方式。在苏联时期曾任州委书记、苏共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后来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其自传中，根据亲身经历对苏联的种种特权加以揭示。

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

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你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

特权阶层享受着现代化的医疗设施，”所有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设备。

医院的病房像一个庞大的机构，也同样很豪华气派：有精美的茶具、精致的玻璃器皿、漂亮的地毯，还有枝形吊灯……“”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就行了，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精选过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低一点的头头，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