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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发现尸体的经过记录下来是马丁牧师的主意。

我问：“您的意思是，就像给朋友写信那样？”

马丁牧师说：“就像写小说那样写下来，作为看到这件事发生的旁观者，记下你做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就像叙述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一样。”

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不知道从何写起，便说：“是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吗，牧师？还是只是关于在海边发现罗纳德的尸体的事？”

“一切已经发生的和所有你想说的。如果你愿意，还有关于这所学院和你在这里的生活。我想这些可能有帮助。”

“您觉得这样对您有帮助吗，牧师？”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忽然想到就说了出来。这很傻，很莽撞，但他似乎并不介意。

过了一会儿他说：“不，这些对我没有帮助，况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想对你来说可能不一样。”

我想他指的是那场战争、被日本人监禁，以及在战俘营发生的可怕的事。他从来没有说起过那场战争，对其他教士也一样。那他为什么要建议我写下来呢？

这场谈话发生在两天以前，当时晚祷刚结束，我们走在学院的回廊里。自从查理死后，我就不再做弥撒了，但是参加晚祷。这实际上是一种礼貌。在这所学院里工作，拿他们的薪水，享受他们的善意而不参加这里教堂的礼拜似乎是不对的。也许是我过于敏感了，格列高利先生和我一样住在这里的一幢房子里，兼职教授希腊语，但是他从来不参加教堂的礼拜，除非那里有他喜欢的音乐。没人逼我去教堂，也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再做弥撒了。但他们显然知道这事。他们什么都会注意到。

往木屋走的时候，我思索着马丁牧师说的话，觉得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从来不觉得写作很困难，上学的时候我就很擅长写作文，教英文的艾莉森小姐说她觉得我在写作方面有天分。但是我知道，她说得不对。我没有作为小说家所具备的那种想象力，我不会编故事，我只能写我看到的、做过的和知道的事情——有时也写我的感受，但这并不容易。其实我一直想做一名护士，从我很小的时候就这样想了。我现在六十四岁了，已经退休，不过仍然在圣安塞尔斯帮忙。我算半个护士，负责处理一些小疾病，还负责洗熨床单被罩。这是一份简单的工作，我的心脏很脆弱，所幸还可以胜任。这所学院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们甚至提供了很轻的推车，这样我就不必费力去抱那一捆捆很重的床单被罩。我之前应该写过这些了，只是还没写出过我的名字，我叫门罗，玛格丽特·门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