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种官商合营的商业模式建立起来。噶厦问列江：“如果我们给你提供一百万果莫，明年我们能获得多少回报？”列江的回答很爽快：“两百万。”

协议达成后，列江作为噶厦政府的商务代表，邦达仓从销售商以固定价格半价购入羊毛，别人须在他完成购买后才能购买；运输环节，邦达仓同样只付半价运费，而别人须在他运完后才能装运货物。更让其他商人不满的是，达赖喇嘛及噶厦政府甚至授权邦达仓独家经营全藏羊毛和贵重药品，并明令其他人不得越界，违者重罚。

邦达仓的生意由此如日中天。

邦达列江为邦达仓的商业传奇开创了大好局面同时，他的三个儿子也得到了当局的赏识。首先，十三世达赖喇嘛赐给老大邦达阳佩亚东总管的封号，使其从一介富商成为四品大员，官商一体的身份使得邦达仓迅速成为利益垄断集团里的豪门。邦达仓的生意一度遍及成都、重庆、昆明、上海，以及印度、欧美等地。

红极一时，惹来杀身之祸

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一举动是有违当时西藏康巴人不得当官的传统的。在拉萨的贵族和官员眼中，富饶的康巴地区一直是他们巧取豪夺的聚宝盆，他们不仅垄断了那里的全部官职，而且任意差遣康巴人为他们的私人生意无偿服“乌拉”差役。即使作为康巴首富的邦达仓成员，也几乎不可能在西藏地方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

接下来，十三世达赖喇嘛把自己的一个侄女嫁给了博学多才的老二邦达热嘎，同时封了一个带兵的官衔。热嘎一边参与家族生意，一边涉足拉萨政事。而传说长了两颗突出唇外的虎牙的老三多吉（藏语“霹雳”的意思），也成了在康巴地区带兵的军官。

也许，正是这样突如其来的显赫，正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对邦达仓超乎寻常的关照，为邦达列江带来了杀身之祸。

1921年一个雷电交加的傍晚，传统的煨桑节正在布达拉宫后的二十公园内热闹举行。几乎整整一天，没有人把糟糕的天气放在心上，人们搭起帐篷，尽情吃喝玩乐。拉萨大部分上流社会成员齐聚一堂，邦达列江也在其中。他和其他人一边掷骰子，一边喝着青稞酒，帐篷紧闭的门帘外天气变得愈发黑暗和阴森。

突然，一道闪电照亮了这顶帐篷，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雷声。借助闪电的余光和昏暗的灯光，人们发现有人轰然倒地。这个被刺杀于雷电声中的人，便是邦达列江。

据说，这一切都曾被一位巫师预言。那位巫师在事发前竭力劝阻邦达列江出门，说如果实在要出门，天黑前必须返回。但列江并未引起重视，煨桑节应约赴一场掷骰子的游戏，而且玩到天黑也不想回家。至于邦达列江究竟是死于政治谋杀，还是死于商业竞争，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谁是凶手？人人都有自己的怀疑对象

在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亲信之后，邦达列江更是凭借这种私人关系将家族的财富与社会地位提升到了惊人的高度。那些以为谋杀了列江就能搞垮邦达仓的人，大错而特错了。

邦达列江遇害，噶厦政府高度重视，由此引发的追查经年累月，由此牵连的嫌疑人与无辜者层出不穷。用当时坊间流传的话说，“谁是凶手无人可知，没人真正知道是谁，又是出于何种原因这么做。当然，人们都有自己的怀疑对象。”

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噶厦政府对邦达仓的政策倾斜，不仅引起其他商人的不满，对西藏贸易政策的抗议，也是英国与拉萨方面交涉的主要内容。从1909年开始，英国就抗议西藏当局对邦达仓的宠幸。西藏与印度交界地带的十八家大商户也与英国一道参与了反对邦达仓“特许经营权”的行动。内外交织的抗议呼声，使得清朝驻藏大臣也站在了反对立场上，曾颁令撤销邦达仓的特权。

在里里外外的一片抗议声中，邦达仓的实力却得以迅速增长。除专营西藏主产的羊毛外，他们还从内地引入茶叶和丝绸，并在北京、上海开办商号。1920年，邦达列江在遇刺前，已是公认的西藏商界领袖。

1904-1921年间断出任过英国驻锡金兼领藏事的政治专员查尔斯·贝尔爵士（SirCharlesBell），曾这样描述当时邦达仓的盛况：

我在藏期间，西藏主要商人是邦达仓，我在拉萨见过他。他在加尔各答、上海和北京有分号，以前在日本也有分号。他与印度的贸易主要是羊毛，但他也出口牦牛尾和其他商品。往北京输送羊毛服装，及狐狸皮、石貂皮、猞猁、旱獭等。他从内地输入大量的丝绸。邦达仓强调了解不同丝绸的品质，因为西藏不同地方的爱好需求不同。他认为，从俄罗斯输入的丝绸质量优良，没有次品，甚至比最贵的内地丝绸还要昂贵。

邦达列江之死，丝毫没有影响到邦达仓继续发展壮大。老大邦达阳佩正式接过父亲的旗帜，坐镇拉萨；老二邦达热嘎坐镇印度噶伦堡；老三邦达多吉坐镇昌都。邦达仓的经营范围涉及西藏地区内外，国内外茶叶、食盐、粮油、副食品、畜产品、中药材，西药及日用工业品等批发经营。1914年，仅邦达阳佩在拉萨的流动资金就高达七十多万银元。1953年，邦达仓拥有150万银元的商业资金，不包括存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和香港地区无法估算的外汇。据在印度邦达仓商号附近开过商号的商人后裔估计，邦达仓在最兴盛时大概有上千万印度卢比资产，也就是数千万两白银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