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回顾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7年这段时期不会简单地被视为此次危机的主要积累阶段，还将被定义为全球化的第二个伟大时代（第一个伟大时代是在一个世纪之前）。其间，全球最重要的进步是10亿人口的脱贫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实力的增长。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将不稳定性因素带入了原本稳定的国际关系中，使得国际经济平衡之势呈现波动，对于国内经济而言，这些波动是极端且不合理的，但全球化最终将以此消除或弱化传统的经济束缚。然而，在持续的全球危机中，要想克服我们面临的困难，各国就必须通力合作，或者至少各自让步，尽管这将会被证明是有难度的。

在2007~2009年债务危机中，一些长期存在的事实会聚在一起使得原本和谐的行为和政策开始变得相互冲突：

（1）美国的杠杆化进程。在朝鲜战争之后的2年里，美国国内负债的增速一直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相当。此后，除了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期的中断外，国内负债的增速大大提升，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直到私有部门负债严重超过其可承受的程度，危机最终爆发。我们在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以及其他外围欧洲国家也看到了相同的情形。

（2）华尔街的重要性。负债的高速增长带来了金融部门的繁荣，而金融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创新和金融部门内部杠杆化的快速发展。

（3）日本和中北欧国家的人口结构因素与经济重组进程。不利的人口结构因素导致了储蓄率的高企和投资需求的减弱。商业重组的去负债化行为又为市场带来了更多的盈余现金。与这些国家的收入和资产增长相对应的是其他国家的赤字和债务不断攀升。

（4）中国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重商主义战略及落后的银行体系。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赤字的畏惧更加坚定了这些国家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坚持。同时，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家庭储蓄率的居高不下。

只要美国私有部门的负债持续上涨，以上四个方面将会相互补充，至少看上去如此。在活跃的市场氛围下，华尔街可以为所欲为，很少会有人注意到他们获得了超额的收入。上述第三和第四点中提及的欧亚储蓄过剩的创造者们需要相应的消费者和借贷者，以防需求不足而带来通货紧缩；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凭借净出口来维持收入的增长，依赖赤字国家借贷的增长来维持资产的升值。一方面是美国和其他赤字国家国内负债的攀升，另一方面是储蓄过剩国家盈余资金的增长，全球性经济失衡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