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转折点出现在2005年年末和2006年年初。当时美国的房价从高涨走向泡沫的顶峰。在这之后，赤字国家这一关键资产价格的增长就此停止。但美国的政策指向以及华尔街的行事风格依然乐观、没有任何变化。于是，债务泡沫又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其间又有一大批低质量、高价格的证券被创造出来。因此，在危机爆发之后，后果变得更为严重。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2006年之前的危机积累阶段不仅是巨额盈余形成的重要时期，资产的价格和负债能力也在同一时期超过了可以承受的范围。其中最为关键的是2004~2006年，在盈余国家超额储蓄的推动下，信用差价不断缩减，格林斯潘面临两难困境-即在金融繁盛时期，下调国债收益率与实施紧缩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因此，如果2006~2007年的结局主要归因于美国的政策和行为，那么从因果关系上来讲，2004~2006年这段时期全球经济更多是受到第三和第四点中提及的超额储蓄的影响。

因此，所有人都有责任。美国的执政者应该为银行监管缺失和评级可疑的按揭贷款的过度发放负责。但在2007年中期，经济的基本状况还算不错，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坚信凭借温和的通货膨胀可以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在上一个周期的繁荣阶段，即2001年经济衰退后至此次危机之前，美国处于合理的经济增长和温和的通货膨胀下，与其设定的政策目标一致，产出缺口不高于1%，经济没有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也没有成为经济的主要问题（此间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低于其长期平均值；通货膨胀率与之相差无几，年均2.9%，除去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为2.1%）。

但这一结果是建立在负债不断攀升的基础之上的，而负债的攀升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危机的产生。在1997~2007年这10年中，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美元，私有部门非金融负债将增加2.美元，如果把政府赤字也计算在内，这一数值将达到3.3美元。这一发展模式的延续导致了私有部门非金融负债扶摇直上，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加上政府负债，总额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30%，并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和信用危机。

但直到此时，资本市场仍没能够给出严重的警示信号。原因是储蓄过剩国家的大量资金需要这样一个投资场所，储蓄盈余的增长使得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率与息差承受着下行压力，与之相对应的是赤字国家的负债和以负债为基础的证券不断被创造出来。在稳定和良性的经济金融环境中，对负债增长率的监控只是对失业率监控的一个衍生指标。

虽然市场上存在大量的金融欺诈和涉案金额巨大的诉讼案件，但许多人认为银行家对危机的产生不负任何责任。正如人们所理解的，银行家的职责是实现自身收入的最大化。由于储蓄盈余国家不断地将廉价资金投入金融市场，银行家便利用他们的专长设计出各种复杂的金融产品，将这些资金装进自己的口袋。银行家毫无节制地制造按揭贷款和复杂金融衍生产品，终于在2007年自食恶果。他们的行为或许加重了此次危机的严重性，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他们在高报酬和无约束的环境中采取此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行为没有违犯法律，并在社会可接受的道德范围内。当然事后来看，这些行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