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达国家里，选择越来越多，这些选择使生活模式化，但作出完美的选择却不能给人们带来更多满足；相反，人们更加焦虑、不满、内疚，这是为什么？为了减轻焦虑，人们倾向于采纳销售人员和占星师的建议，学习化妆品行业的美容小窍门，听从金融专家的经济预言，接受那些励志书作者关于建立人际关系的建议，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越来越依赖那些所谓的专家，我们卸去选择重担的愿望将越来越强烈。

人们努力靠求助于专家来提升生活品质，结果往往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比如，一些心理学家作了一项针对经常访问自助网站“FLY lady.com”（FLY意思是“坚持爱你自己”）的人的特殊强迫行为的调查。这个网站鼓励人们坚持记录日常要完成的任务，并按照网站提供的具体建议应对整理房间、锻炼身体、个人情感、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经常上这个网站的人向心理学家抱怨：他们总是不能完成预先安排好的任务，而且想要完成的任务也越来越多。有些人甚至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完成条目繁多的清单上的任务：做完某件事情、减肥、在特定的年龄结婚、在特定的年龄生孩子、在特定的年龄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等等。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抱怨生活不尽如人意，并不断给自己施加无形的压力。

所有这些自我折磨都与努力追寻新的快乐有关。后工业资本主义认为，个体的快乐是不受限制的，人们在不断满足无休止的欲望中获得无边的快乐。然而，令人感到荒谬的是，在这样一个没有限制的社会里，人们往往并不感到满足，反而逐渐走向自我毁灭。大肆消费使人们毁灭了自己，自残、厌食、易饿病、上瘾等现象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2008年的经济危机刚开始爆发时，上述情况似乎有所改观：克制欲望取代了无节制的选择，忧患取代了安乐，对有社会责任感和能把事物朝正确方向引领的权威的需求取代了个人自由主义。像《金融时报》这样的一流媒体发表了一些关于所谓的繁荣经济的文章：《借来的明天》、《偿还时代》、《华尔街埋葬悲痛》。

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分析往往始于来自现实的阻碍。每一件事都存在“不合理感”，在一些社科类学术著作中甚至出现了宿命论的观点。想要回答“如何拯救‘文明’”这样的问题，往往要求助于“维护平衡与和谐的大师”、“未来的呼声”或是“简约的颂歌”。但是，一旦出现一丝希望的曙光，作为消费社会的强大工具，选择的观念就会重现。这时，人们又陷入另一轮争论之中：眼前的繁荣是否真的能够带来幸福，大肆消费是否是人们消磨闲暇时光的最好方式。然而，简单生活的观点使人们陷入另外一种对选择的阐释：消费者必须做到不去进行选择，而且为了做到不选择，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简单地把东西扔掉或者赠送给别人算不上是“不选择”，还需要思考如何去做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