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对经济繁荣的理解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就像人们不会某一天突然醒悟，开始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人生一样。经济危机爆发的种子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埋下了。同样，对选择意识形态的消极认识已多次在经济形势相对良好的时候就渗透到人们的意识里了，就像在旧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的10年里，人们尽量摆脱那些焦虑和不安的情绪。经济危机似乎象征着对某些人需求的满足，这一部分人呼吁限制富足年代过多的选择，并从因选择而产生的压力中解放出来。经济危机甚至给处于某些岗位的人带来了一种奇怪的、放松的享乐方式，这些人长期被扣上了奢侈的帽子，富足为奢侈行为提供了多种可能，经济危机只是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觉悟。在《纽约时报》一篇名为“像1929年那样参加聚会”的文章中，作者建议以新清教徒的态度，通过缩减开支的方式来庆祝节日。文章提到，在经济危机中，人们应如何用适度的预算来举办一场正式的宴会。一个有号召力的社交名流也在文章中指出：“经济衰退的重大意义在于卸掉人们所背负的压力……它能够使你抛开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并把注意力放在朋友、家庭和归属感等方面上。”聚会的主办者仍然需要关于在经济危机期间进行娱乐活动的指导。人们对于抛开刺激消费的欲望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他们想控制自己过多的选择，但又不想控制太多，他们希望别人多控制一些，这样自己就不用控制了。

这里讨论的问题不仅仅是人们为什么购物，或者人们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人们为什么信奉选择？选择的时候人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人们有可能会担心恐怖分子袭击、新病毒、环境灾难等，但人们最担心的往往是关乎自身生活的问题：工作、人际关系、财产、社交空间、生命的意义或是遗产的继承等等，所有这些都涉及选择的问题。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在努力追求完美，这使选择变得越来越困难。选择令人产生一种不容抗拒的责任感，也使人充满了对失败的恐惧感，一旦作出错误的选择，我们会留下遗憾并产生负罪感和焦虑感。这些都体现出选择残暴的一面。

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指出：

在政治思维里，“暴政”一词最古老的用法之一就是指代君权。当时，所有公共问题的解决都受制于君主，君主对社会生活实行集权统治……公共机构被某种权力控制着，某种信仰成为衡量现实的标准。

合理选择理论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选择的观念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专制性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