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可以定义为我们丧失控制力的时刻——我们所了解的世界已被摧毁，我们不得不去面对未知的世界。不管危机对于整个社会意味着什么，对于个人来说，危机是一个重新评估事物重要性的机会。当一场经济危机迫使人们过节俭的生活，人们便不得不去审视自己的欲望。节约意味着牺牲欲望，或者至少要延迟满足欲望。直至今天，社会仍然鼓励及时行乐，并诱惑我们立即行动，不要有任何拖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为了欲望的存续给自己设置了新形式的限制。人们给自己设立新的禁令，避免社会滑向享乐主义。这就是我不赞同那些认为我们生活在无限制性社会的观点的原因。一个社会没有限制和意识形态把社会描绘成没有限制的，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当今媒体所呈现的意识形态持续宣扬着无休无止的享乐主义，但人们依然用自己的禁令与之抗争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的伊万·卡拉马佐夫提出，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许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将不被允许”，也就是说，对于限制我们所作所为的权威，丧失对其的信仰并不是打开通往自由的大门，而是制造新的限制和束缚。我们面对的选择意识形态论与之相似，那些以生活为名义的无限制选择变成了新的禁令。如今，这些限制并不是某个外界的权威强加给我们的（比如父母或者老师），而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障碍。大量的建议或自助化工业使我们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权威，这些权威代我们行使限制选择的权利。

本书揭示了选择意识形态论是如何误导人的，它让人们背负沉重的包袱，使人们认为自己能够决定身体的健康程度和生活的发展轨迹，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组织的变革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对于个人来说，有时我们会作出合理的选择，有时我们会作出不合理的选择，甚至会作出具有破坏性的选择。选择是人们手中强有力的“武器”。毕竟，选择是参与政治和掌控整个政治程序的基础。然而，当选择被美化为塑造个人生活的终极手段，就不会给社会批评留有余地。当我们被个人的选择所困扰，很少会想到，选择根本不是个人行为，事实上，选择深受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