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弄清楚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假思索地遵循的奇异却严谨有序的逻辑。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与“社会”和“现状”的对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人们积极地坚信某种意识形态并不是其能够存续的重要因素，重要的是人们没有表现出对这一意识形态的怀疑。人们往往遵循大多数人的意见，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确信周围的人也都对某种意识形态深信不疑。因此，意识形态的兴盛依赖于“对其他人的信心有信心”。这一点在有些国家比较明显，当时人们并不完全相信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他们遵循的逻辑是：“我不相信这个党派，但是有很多比我更富有、更强大的人和像我一样的人（不仅仅是政党人士）都相信，所以我也相信。”最终，社会的稳定团结建立在信任虚构的人的基础上，这些虚构的人被认为坚信某种意识形态并不断强化这种信仰。

关于信仰的逻辑同样适用于选择。我们可能并不相信我们的选择是没有限制的，不相信我们能够决定生活的发展轨迹，也不相信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相信其他人对这些深信不疑，所以我们不会表达出自己的怀疑。选择意识形态论在旧工业社会之所以如此强大，就是因为人们只把对这种意识形态论的怀疑埋在心里，从不表达出来。

我们总是对自己感到不满意并致力于不断地“完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丧失了引发社会变革所必需的洞察力。我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完善自我中，以至于我们丧失了参与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的能力，而且我们总是担心自己会失败。

如果想远离选择带给我们的焦虑，我们必须弄清楚它最初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如果我们希望改变社会运转的方式，我们必须知道，君主专制是可替代的，这个观点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去掉罩在理性选择上面的光环，我们必须清楚潜意识如何作出选择，以及选择如何被社会大环境所影响。

在金融危机时期，选择所引发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我们该如何从无限自由的选择变为严格受限的选择？我们如何从相信一些皆有可能转变为认清很多事都不可能？我们如何忘掉那些有很大吸引力的承诺并勇敢地面对现实？这些问题使我们陷入关于机会成本的逻辑难题中。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营造了此刻便是永恒的幻觉：过去已经毫无意义，我们可以亲手创造未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命运、自身健康和亲朋（比如自己的孩子）健康的主宰者，作出决定是相当困难的，而且作出错误决定后的懊悔和对犯错的恐惧感是难以避免的。为了远离挫败感、懊悔以及可以预见的焦虑感，人们尽量使风险最小化，至少可以预测风险。所以，选择是有前提条件的：我们必须避免一切风险，至少我们要能够预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