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这是一次严谨的实验，搭档需要每次都表现得一模一样。这几乎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想象一下，要和一个有魅力的人，一个满身文身、戴着鼻环的怪人，一个令人讨厌的浑蛋，一个老女人或者是一个一眼看上去就让你想起学校的小混混的人，说同样的话，用同样的面部表情、声调、肢体语言，将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当然，搭档的特征也会对恭维的结果产生影响：微笑的面孔和皱眉的面孔表现出的恭维是不一样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恭维是不一样的，穿实验室白大褂的人和穿着便服的人的恭维也是不一样的。

在恭维以及其他涉及对话和交流互动的问题里，这些不一致性导致我们很难对它们进行严谨的对比研究。即便是一位完全可信的搭档，仍然会碰到关于如何批评（第一章）、人们是否可以有效改变他们的人格表现（第二章）、当大家成为团队成员时会怎么样（第三章）、悲剧是否如影相随（第四章）、理性辩论何时会比感性辩论更有效（第五章）等问题。

我那些社会学家同行们无法就恭维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另一些原因更加令人沮丧。他们说诸如恭维的有效性之类的问题并不重要，尽管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对于一位社会学家来说，“重要”意味着可以从人类大脑的研究层面提出一些基本问题，或从人类群体之间的互动中提出一些基本问题，而不是如何帮人们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要为这些应用类问题筹集研究资金要比为抽象的问题筹集资金更难。对这些科学家来说，有多少人认为这些信息有价值与这些信息和日常生活有多大关系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我几乎崩溃。为了让每位计算机用户感到更开心，更得心应手，也为了使计算机工作更高效，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份答案，一份关于人们如何感觉、如何表现以及如何思考的答案——这些都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我并不担心理论家们会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很明显，很多公司都觉得我的研究很有趣，并且愿意为我提供大量的研究经费。事实上，“应用”在我所涉足过的很多领域里面都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词汇。

真正的问题在于找到一个完美的搭档。我需要找到一位社会化的人，但又不能“过于”社会化。这位搭档需要开展一段条件性的对话，并且不能让实验参与者发现人为的痕迹。搭档必须在每次实验中都表现得一致，而不受其他参与者的影响。理想的状态是：我这位搭档自身的人口学特征或其他性格特征不会影响实验参与者的行为。首要的一点，和我这位搭档的互动必须让其他实验参与者感觉自然。当我如此定好条件时，我发现我需要的这位搭档“太人性化”了。

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开始明白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摆在我面前：计算机就是一位非常完美的搭档！我知道，计算机可以像人一样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交反应。计算机可以一个星期7天、一天24小时做同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偏差。它们不会受到与它们互动的搭档的潜意识反应、无意识观察的影响。没有声音、没有显示性别和年龄的面部特征以及其他人口学特征的影响，每台计算机看起来都完全一样。讽刺的是，我之前意识到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一种研究人与计算机之间互动的好方法，却没有意识到研究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互动也是研究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