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过渡到消费经济不能单纯地解读为在外来影响下的又一次被迫转变，事实上这一次是中国欢迎并且鼓励了这种外来影响，至少可以说是遵从了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游戏规则。邓小平上台后，中国开始逐步取消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播撒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种子。紧跟日本、中国台湾、智利、韩国和新加坡之后，邓小平创造了一个受中央调控的市场经济，他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赖出口、引进外资以及通过与外国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来实现技术转移，这三点共同促进了工业化的急剧扩张和发展，不过相关政策还在试图限制对消费品的进口，从而削弱消费者行为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当然，政策的本意并不是要限制消费主义本身的发展，而是希望能够对其进行引导，保证其结果符合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利益，而不希望人们将突然增加的财富都用在转瞬即逝的消费快感上。

虽然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国消费者亲密接触的外商或多或少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发达国家的企业还是趋之若鹜，因为它们知道这里不仅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还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几十年来，全世界的投资者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在这里注入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就是为了获得中国市场的入场券，希望有朝一日能接近中国的潜在消费者。原因很简单：中国拥有数亿消费者，对于这些新兴的中产阶层消费者来说，绝大多数商品他们都还是第一次购买，因此还没有形成品牌偏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消费者类似于美国市场营销人员口中的“黄金人口”——口袋里有大把零花钱、刚刚开始懂得偏好百事可乐或可口可乐的年轻人。

中国消费者与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政府出台刺激消费政策却还是最近的事情。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意识到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庞大的财政预算和贸易逆差将无以为继，并积极寻求帮助中国经济增长摆脱过度依赖出口的途径，甚至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就已经认识到廉价的“中国制造”在美国和欧洲的消费市场迟早会出现饱和，债台高筑的西方消费者们将无法维持他们建立在过度消费基础上的生活方式。现如今，政策导向不再将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看做纵容浪费以及生产的终结，而认为这是生产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