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提到过，政府对不平等现象的一个重要回应就是推动信贷扩张，让那些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的人也能够消费得起。显然，是美国当时的特殊环境让这种政治回应成为可能—政府对住房融资拥有强有力的控制，而且考虑到当时美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日益加深，实行直接的收入再分配是很困难的。另外，为实现扩大住房自有率的目标，政客们还试图把人们带回具有象征意味的过去，在过去那些美好的旧时光中，美国的小企业家和农场主都拥有自己的房产，并且和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这些特殊的社会环境并不一定会出现在其他工业化国家。

美国的过去和一些新兴市场现在的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两者都把信贷当做安抚民众的工具。美国上一次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状况出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中小型农场主发现自己已经被产业工人甩在后面时，他们借平民党之口表达了他们缺少融资途径以及希望银行业改革的意愿。由于来自这方面的压力，在20世纪初，银行业的管制放松了，银行业的规模也壮大了起来。一位平民党候选人在农场主的支持下赢得了1916年的北达科他州州长竞选之后，平民党创立了美国第一家州立银行—北达科他银行。此后，农村银行信贷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繁荣，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农产品价格逐步下跌，农民的失望情绪加重，大量小型农村银行倒闭。这和最近的这次危机一样，说明迎合民众需求的信贷扩张有些过头了。

利用政府关联金融机构向那些信用评级不高但却具有重要政治价值的选民提供贷款的传统在新兴市场中也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哈佛商学院教授肖恩?科尔（Shawn Cole）发现，印度的州立银行会在大选年期间增加对农民的贷款，增加幅度约为5%~10%，这些农民相对贫困，但却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在选举势均力敌的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这种贷款导致违约率大幅增加，而农产品产量却没有明显提高。由此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一种高成本的收入再分配形式。印度联合进步联盟政府在2009年大选之前，将中小型农户所拖欠的债务一笔勾销，评论者认为此举帮助了该政府再度当选。看来在全世界，平民主义和信贷都是一对亲密无间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