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获得成功的人大都有着不可思议的动力，”罗恩评论道，“他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拼搏。在这个世界上，一般来说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去拼搏一番了。”

仔细听好了，如果你发现有这样一个人，并对他施以援手时，那么你将在一个伟大梦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世界如何看待一条夹着尾巴的狗这时候我的儿子出生了，出生在1月份，其时我已筹集到40万元的种子基金，每股92美分（由于后来两次股票拆分，如今每股是23美分），大部分来自星巴克和罗恩·马格利斯，其余部分来自阿尼亚·普林蒂斯和他的客户。

阿尼亚·普林蒂斯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的联署董事长，他既知道星巴克，也了解浓缩咖啡，是第一个认准我的计划能获得成功的人。他为我组织了早餐会和午餐会，向他的客户介绍我的想法，并以自己的信誉为我作担保。他加入了“天天”咖啡馆的董事会，如今仍在星巴克董事会中据有一席。

种子基金到手，我总算能在西雅图哥伦比亚中心最高的摩天商务大楼租到铺面，开出“天天”咖啡馆的第一家店铺。就在那时，戴夫·奥尔森跟我成为搭档（我会在下一章里更具体地说到他）。我们两人在1986年4月开始打理这家店铺。

但我还得继续筹集那125万美元，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还得用在那上面。我们在第一大道租了一间小办公室，我开始在街头踯躅。我的每一分钟都花在找钱上，从一个会面赶赴另一个会面，努力使自己的说法保持新鲜的活力。我不断地打电话，自从第一家店铺开出后，我开始寻找着第一个潜在的投资者。

那几年里我还算不上一条夹着尾巴的狗，只是一条“低贱的夹着尾巴的狗”。这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每次去敲别人的门时，我总觉得自己要被人踹开并被打一顿。

那时我32岁，来到西雅图只有3年时间。我已经有过做市场营销的经验了，但还从未经营过自己的公司。我还从来没有在西雅图富有的精英们面前展示过自己。

我对筹集资金一无所知，我相当天真地以为我可以和任何人谈这件事。其实这里有一个“合格投资者”的法定标准，即某人的净资产值跟他投资风险的比率问题，他的资产必须大于那家新开张的小型企业的投资风险额度。每当我找到符合这样条件的人，我就会想办法去跟他（或她）套近乎。我猜想我有一半时间是在跟那些不具备这种资格的人瞎侃，他们即使愿意投资也无能为力。可我只能降格以求。

我遭到过许多傲慢的人的拒绝。当我还是个中学生时，一个夏天曾在一家位于猫山的孟加拉餐馆做侍者。我记得某些客人对我的粗鲁态度真是太可怕了。他们总是出言不逊地把我喝来喝去，我颠来跑去地尽自己最大努力来讨他们欢心，可当他们离开时，留下的小费总是少得可怜。作为一个布鲁克林的穷孩子，我以为有钱人就是这个样子了。我记得我曾对自己说：如果我以后有钱能到这样的地方来度假，我要做一个大方的付小费者，我要做一个慷慨的人。

在我筹集基金的那段时间里，我又有了同样的体验，我对自己发誓：如果我能处于成功的地位，如果有别的办企业的人来求我帮助，尽管我可能觉得他们的想法并不现实，我也要对他们的创新精神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