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格林斯潘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有一瞬间,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安·兰德的信徒:
虽然金本位制度无法用言语进行准确描绘,但是它的确使价格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平稳。1929年的价格水平,从净值上说,与1800年没有多大差别。但是,自1933年抛弃金本位之后的20年内,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差不多翻了一番。接下来的40年内,物价涨了4倍。货币政策未能放开对国内黄金可兑换性的约束,而是允许货币长期过度发行。最近10年来,中央银行管理者已经亲眼目睹了半个多世纪的慢性通货膨胀,他们似乎已经确认,法定货币天生就容易超额。
当然,格林斯潘先生是站在演讲台上。他也许还应该加上这一点:历史上没有哪位中央银行管理者可以对此提出反例。世界上任何一种货币都表现出或者曾表现出 “容易超额”的特点,“容易超额”过后就是容易毁灭。大约在2002年,即使在当时的那种大背景下,格林斯潘先生还是趾高气扬地走出来,站到演讲台中间。
每一份职业都有它的风险。面包师可能烫伤自己的手指,精神病医师可能很希望把自己的头颅送去检查一下。中央银行业的道德风险被完整地记录在册。由于中央银行管理者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货币,因而很容易走火入魔。即使真的有人能抵制住诱惑,他的继承人也十有八九会屈从于魔鬼的召唤。
从某些方面来说,成功比失败更危险。管理一个中央银行-如同抢劫一家中央银行一样-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央银行管理者越成功、越出名,大家就越容易相信他的纸币的稳定性,危险系数就越大。
“股神”巴菲特的父亲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名国会议员。他在1948年的一次演讲中提醒人们:“纸币疾病是迄今为止最令人身心愉悦的习惯,人们不会甘愿放弃,就像吸毒者不会不挣扎一番就放弃毒品一样……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场法定纸币的冒险会比其他的冒险更顺利、结局更完美……”
换个地方,换个时间,同样的故事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纸币没有成功过,道德风险太大了。中央银行管理者无法抵制-一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走向极端,增加货币供应量的速度比货币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增长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