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9日，阮亨利离开纽约，恰好在9月11日晚上电视里直播世贸大楼遭到恐怖袭击的时候抵达了越南。他惊恐地回忆道：“我跟踪着CNN的报道，心想，‘如果我恰好在那架飞机上，究竟会是怎样的情形？’每个人都震惊不已。我记得我当时住在河内一家酒店里，想着，‘真的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觉得我现在能够待在越南，没有别的地方比这里更安全了。’”

阮亨利留在了越南，但定期在高盛公司登记。他说：“不知不觉之间，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到两年快结束时，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越南。”他告诉高盛负责招聘的人，自己不会到那里去任职了。接下来的3年里，阮亨利使自己家的电信公司从几乎白手起家，发展到一家价值3 000万美元的企业。这使他有机会转换角色，当一名风险投资商，并且在越南创办了一只5 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在IDG的帮助下，该基金于2005年正式成立。他感叹道：“我发现，作为风险投资商，所有的事情都非常值得去做，因为你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具有革命意义的创业公司的发展。你必须像新潮人那样测试你的勇气。除了那一点，我必须去做改变这里的社会和经济游戏的工作。我们为越南的经济带来一种正式的风险文化。我们改变了这里的企业创办模式以及私营企业获得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的方式。就像20世纪70年代硅谷的红杉资本公司。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越南感受到的氛围。”

多年来，阮亨利从自己的实践经验以及别人的指导中获得了作为风险投资商的训练。中国的周全、查尔斯河风险资本公司的斯蒂芬·科伊特和我的合伙人迈克尔·格里利一直是阮亨利效仿的榜样。他们指导阮亨利如何像在中国和美国那样进行风险投资，使得阮亨利可以将这些模式进行调整，以适应越南的情况。

阮亨利告诉我，在如今的越南，创业的动力显而易见。“一下飞机，你便会感觉到，‘上帝，所有这种商业和创业的动力，都是从何而来的？’这是令人震惊的，因为你事先不会预料到。严格说来，整个大街上都弥漫着这样的氛围。每个人都在建设些什么，或者试图买入或卖出一些东西。他们在急匆匆地作着计划，设法想出下一个好机会是什么。”

即使具备了所有这些商业动力，但越南的经济环境对风险投资商而言，并不一定容易成功，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这种文化中没有经验的人们。阮亨利告诉我：“这里是规则违反者的天堂，感觉所有的事情都是模棱两可的，我们在这里涉及的事情是十分原始的，弱肉强食。这里发生的比任何地方发生的都更像是一场街头战斗。”

因此，在越南，选择合适的企业和合适的创业家来投资，比在其他市场更加棘手。阮亨利往往投资于那些本能地理解市场规律的越南人。如果他们曾在海外受教育，或者曾到海外为跨国公司工作，或者曾在越南的跨国公司中工作，那就更好。不管他们的背景是什么，阮亨利花大量的时间培训那些与他合作的创业家。“我们从风险投资最基本的知识教起。投资协议条款清单谈判、优先清算权、赎回、所有的契约书等等。”

大多数创业公司，其初始投资很少—几千美元、两万美元或者几十万美元，但对于当地的标准，这些资金已经很多了。阮亨利说：“当我们填写投资支票时，即使是少到几十万美元的资金，也比那些企业曾经获得的投资要多。”

对大多数越南的创业家而言，这些投资的数目看起来太大了，而且他们大多数人不会把这想象成投资，而是退出。阮亨利说：“他们认为，‘现在，我可以向亲戚们支付工资了！’因此，我们必须履行所有这些契约书，如果在美国也是这样，人们可能会惊呆。他们会把这视为宏观管理。我们要求获得每月的银行报表，这样我们便知道那些资金不会只是消失，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出现。这涉及我们对他们进行大量的教育培训，同时开展大量的合作。我们必须使他们理解，他们应当努力摆脱这里或那里的资金。我们说，‘我们理解，你需要养家糊口。但要意识到，最终的游戏便是这样。如果你做对了，你会成为百万富翁。想想吧！’”

当阮亨利在越南开始投资时，越南语里面并没有什么词汇或短语来描述风险投资，因此他必须自己创造。“我们选择将风险投资这一术语直接翻译为‘风险增长投资’。我们希望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不是冒险者。我们不是那些直接跳上飞机逃离的人。这是一种风险，因为我们投资的公司是刚刚成立的，他们试图做一些新鲜的事情，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大。其实我们想说，资本是用来增长的。使用‘风险’这个词，本身来说，会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赌博的印象。因此，我们试图表达一些深思熟虑的概念，这是高风险的领域，但我们设法使这些企业成长为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