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想模仿行走时，他却已经创造了与腿大相径庭的车轮。他就这样在浑然不觉中创造了超现实主义。”阿波利奈尔如此命名《蒂雷西亚斯的乳房》的独特风格。这个没有被战争摧毁的诗人反倒让流行性感冒给夺走了三十八岁的生命，其时他刚刚和“棕发美人”雅克琳结婚，还没有来得及咀嚼幸福的滋味。超现实主义领袖安德烈·布勒东赞誉阿波利奈尔是一个令人惶恐不安的真实的“诗歌的化身”，超现实主义的另一个追随者菲利普·苏波的怀念或许更具有诗意：“某些时候在街道的角落里或沉闷飘飞的细雨中闪烁着一束灿烂的阳光，我在那光芒中看到了阿波利奈尔的微笑。”

我不清楚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是否受到了《蒂雷西亚斯的乳房》的影响而写下了荒诞小说《乳房》（TheBreast，1972），书里的大学教授忽然发现自己肢体退化，竟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女性乳房，而且重达一百五十五磅，可谓触目惊心。

乳房就这样使得人们浮想联翩。捷克摄影大师简·索德克（JanSaudek，1935—）和他的孪生兄弟一起体验了纳粹集中营的恐怖生活，他的不少经典作品都以性为主题，通过生机勃勃和衰老不堪的、尚未发育和怀孕待产的、衣冠楚楚和赤身裸体的人体之间的对照，带给人们视觉上的强烈刺激和深层的理性思考。多年以来，索德克一直隐居在布拉克一幢老式公寓的一间地下室里，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飘散着霉烂的气息，墙皮阴湿斑驳，终日不见阳光。索德克选用的女模特全都来自社会下层，多半是丰乳肥臀，大腿粗短，涂脂抹粉，面无表情，她们经常头戴花环，或是以帽檐遮住脸庞，乳房和阴部却肆无忌惮地暴露在地下室、镜中或公众的面前。

简·索德克最令我难忘的作品是那幅突出表现生命源泉的《甜蜜的乳汁》（1986），一个母亲以手抚胸，镜头却留给了那只乳汁将要滴落的乳房，它是那么地圣洁，不容亵渎。同样，德国女摄影家雷纳特·佐恩在《我的癌症形象》（1983）这幅震撼人心的作品里也摆出了用手遮挡胸部的姿态，然而，乳腺癌已经无情地夺走了它们的另一半，所剩的一只乳房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病痛和女性的羞辱。

我们还能够对乳房视而不见吗？加拿大移民作家迈克尔·翁达杰在他追溯家族历史的小说《世代相传》里以一种诙谐的口吻谈论了外婆拉腊的出生、死亡和激情。作为锡兰（今斯里兰卡）第一个接受乳房切除术的人，拉腊经常忘记戴上她的义乳，她开玩笑地把那个假的玩意称为“流浪的犹太人”，因为跳舞时它也随着节奏四处摇摆，有时神出鬼没地长在她背部。就像《铁皮鼓》里的小奥斯卡兴致勃勃地谈论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的四条裙子的秘密一样，翁达杰也毫不避讳地向读者讲述了拉腊的四只义乳以及它们失踪的历史。

如果说翁达杰的描写令人哑然失笑，那么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那些哥特式的小说作品就多少显得怪癖甚至变态了，例如《金色眸子里的映影》（ReflectionsinaGoldenEye，1941）里那个神经衰弱的妻子，因为丈夫的同性恋情、疾病和孤独而深感绝望，竟然发疯地剪掉了自己的乳头，读来令人毛骨悚然。麦卡勒斯作为一位半身不遂的残疾女作家，她的一生同样充满了不幸和传奇色彩，我们中国读者更熟悉她的另外两部杰作：《心是孤独的猎手》和《伤心咖啡馆之歌》。

让我们暂且抛开疾病和死亡，把目光转向不朽的乳房，寻找生命之源和快感之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