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奥·穆兰曾经说过：我们一生有近十五年醒着的时间是在餐桌上度过，我们一辈子里平均有十万次在餐桌前就座。一日三餐，除了满足我们的肠胃，还必须符合我们的口味和饮食习惯。为什么印度人拒绝吃牛肉，犹太人和穆斯林人痛恨猪肉，而法国人钟情于马肉，还有的民族爱吃老鼠肉和昆虫呢？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为此还写了一部专著——《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书里提及了亚里士多德偏好吃蝉，认为最后一次脱壳之前的蝉蛹味道最佳，“母蝉交配之后，肚子里都是白卵”；而古罗马学者普林尼（Pliny，23—79年）在《博物志》里甚至例举了一种藏身树皮里的蛆虫（cossus），只有在“最奢华的筵席”上才能享用。

人类作为杂食动物，有人崇尚吃素，然而，粗茶淡饭、菜根清香又怎能满足饕餮之士的需要呢。不论是草莽英雄式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理想生活，还是政客们描绘的“土豆熟了，还加牛肉”的美好前景，民以食为天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马文·哈里斯在书里写到了波兰人的“逐肉”大战，他们并不匮乏营养，然而，肉食供不应求的现状和抢购的风潮使得数千名排着长队空手而归的市民深感不满，最终挥舞旗帜走上街头喊出了“给我们肉吃”的愤怒口号。其实，这种“肉食渴望”在我们国家发放粮票的年代里长期存在着，似乎整个民族都患上了可怕的偏食症。我的老祖母经历过多次恐怖的饥荒和战争，时至今日，她仍然拒绝吃山芋、洋葱和芫荽。还有的儿童在荒年里养成了吮吸手指、食草、吃泥土等坏习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始终无法戒除对腐烂变质的食物的那种病态的迷恋。

流放的边疆诗人昌耀在他的名篇《凶年逸稿——在饥馑的年代》（1961）里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这是一个被称作绝少孕妇的年代。

我们的绿色希望以语言形式盛在餐盘

任人下箸，我们习惯了精神会餐。

以色列艺术家约瑟夫·鲍的父母和弟弟都死于疯狂的犹太大屠杀，而他本人在纳粹集中营里举行了秘密婚礼，一把藏在监狱屋顶的银勺成为了约瑟夫·鲍和妻子丽贝卡的结婚戒指。作为辛德勒名单上的男犯第247号，约瑟夫得以幸存，战后他移居以色列，成为该国第一个动画片的绘画者，并且写下了《上帝，你挨过饿吗？》这部反映集中营苦难生活的纪实作品。其中收入的《大饥饿》一诗最为震撼人心，约瑟夫·鲍这样描写犹太囚徒的饥饿状况以及他们对于无法满足的食欲：

嘿！快快撕去我嘴上的封条！

我要把世上的所有粮仓统统吞掉。

…………

我用指甲当餐叉叉住烤成棕色的肥肉，

切成片再加上香菜和蒜茸，

滚烫的胡椒汁香气满楼，辛辣的美味把人引诱，

热腾腾的蛋糕浇一层融化的奶油……

把更多的糕点装满我的盘子

油煎洋葱汁、蛋黄酱沙拉外加猪肉牛肉，

烤，炖，煎，熏，无所不有。

…………

亲爱的上帝，你挨过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