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她的一生一世呢？她没想那么多。

都说公公的癌症是丈夫气出来的，工厂里那些小姐妹说：“活该，谁叫他生出这种儿子来。你也别管他，他当年那么大的官，帮过你什么忙？要不然，你能现在还在工厂里？叫他去受罪。”她赶紧制止她们。

丈夫可以不尽丈夫的责任，她却不能不尽儿媳的义务。整夜整夜的陪床，送汤送水，帮长期卧床的公公翻身，把屎把尿，忍受病痛中公公的坏脾气，而女儿，也就在那一年高考。那样的日子该比石磨还要沉重吧，她因此一天天地，瘦成了脱尽米粒后的糠壳。

公公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看到自己晚年所写的回忆录能出版，算给这一辈子的革命工作画个完满的句号。家人去找了电子局现任的领导，他们面露难色，理由是现在电子局下属各企业效益都不算很好，何况她公公只是副处级……家人四处打听了一下，自费出书要两万多。家庭会议上，是她的一句话惊破了沉寂：“我还有些积蓄。”大家商议，儿女一家出三千，考虑到她有两个小孩念书，就只要她出两千。

为少出的一千块，她永远觉得对不起公公和夫家的兄弟姐妹。她主动地跑出版社，联络印刷厂，校对，为了抢时间，对跟出书有关的每一个人陪笑脸，说好话。当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送到公公面前时，公公已是弥留状态，他枯瘦的手紧紧地拉着她的手，喃喃道：“好孩子，好孩子。”只是这么一句话，她狠狠地哭倒在公公床前。

公公去世没多久，丈夫就回了头，因为那个女孩已经远嫁海外。想起来她不是不恨的：当初他离开家，对她、对孩子没有一点顾念，何等薄情负义；那女孩抛弃了他，他便理直气壮地回来，自始至终，甚至没有对她说过一句“对不起。”

伤痕累累，裂隙处处，却还必须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那时，儿女都已在大学就读，家里就只剩他们两人。寂寞的长夜里，一个在沙发上，另一个就远远地在餐桌旁，都对着电视机，彼此不交一言，屋里冷冷地，流动着彼此的疏离。

“那个……还有吗？”我忍不住问。她顿时满脸绯红。

开始是没有的。后来有一次，她把以前出去玩时拍的录相拿出来放，电视屏幕上他们母子三人嘻嘻哈哈笑成一团，丈夫看得愣住了，脱口而出：“这是什么时候拍的？”诸般新愁旧恨被勾起，她只当没听见。半晌，只听丈夫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我不在里面呢？”她简直觉得好笑了，随手关上录相机。

半夜梦回，客厅的灯还亮着：是丈夫，还在看那盘没有他的录相。她看见丈夫微微佝偻的背影，头顶的头发已经脱得差不多了，荧屏的光笼在他脸上，呈现出她从没见过的落寞与专注。他，也老了。她想起他的沉默，儿女们对他的冷淡，忽然觉得，其实丈夫也是很可怜的。再以后，丈夫有所需求的时候，她就没有拒绝。

对于我的问题，她想了很久很久，终于露出笑容：“我想，我也该知足了。现在多少厂垮了，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好多都下岗了，我们厂还能发奖金呢；儿子女儿也争气，都考上大学了，又听话又孝顺；就是他……差一点，男人嘛，就是这样。少年夫妻老来伴，以前的事我也懒得计较了。”她最后总结道：“我想我这一辈子，还算是可以的吧。”笑起来时，嘴角一粒小小的酒窝，那是她曾经美丽的惟一遗迹。

她走的时候，是我送她，看见她上车时，艰难地拖着旅行袋，那里面有给儿子带的书，给女儿买的衣服，还有给丈夫捎的酒。身侧沉重的旅行袋，更显得她的苍白与羸弱，我无端地想起在那张旧得泛黄的照片上，她曾经如此青春美丽的容颜，刹那间，我仿佛看见流星的陨落。

永远没有人知道，用一个人的一生，来换取一个家，换取儿女的童年，换取老人的暮年，甚至包括丈夫走投无路时一个可以收留他的地方，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只是，有多少的美丽是这样地被虚掷？而又有多少的中国女人，是这样地度过了她们的一生？

我久久地站在喧闹的站台上，默默无声。